中国特色强制要约:效率性分析及小股东经济利益考察

中国从英国引入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之后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创设了独特的“双类别”强制要约制度。在“双类别”强制要约制度之下,收购人得以设定低要约价格,从而阻止广大公众股东接受要约;而部分要约与强制要约两项矛盾制度的结合,使收购人得以使用部分要约来规避强制全面要约义务。由于英式的强制要约义务在中国实践中总被规避,按照别布丘克教授的理论,中国强制要约制度下的股权转让可能无效率,即收购人比原控股股东的价值创造能力更低,而攫取控制权私益的能力更高。此外,由于中国的小股东无法或无法完全从强制要约中分享溢价,有学者批评认为小股东的经济利益遭受到了损失。但对2003年至2020年所有强制要约案例中目标公司从收购前到收购后三年的绩效、遭控股股东掏空之程度以及要约期间股价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大多数股权转让都是有效率的,而且小股东能够从二级市场上获得相当于未异化的强制要约所能赋予的经济利益,因此并未遭受经济损失。

多发性骨髓瘤CAR-T细胞治疗后并发肺结核一例

CAR-T细胞治疗也称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是目前临床上针对肿瘤的一种新型免疫细胞精准靶向治疗技术。CAR-T细胞治疗后并发感染很常见,但病原微生物的诊断和确认通常是困难的。在一项临床研究中,仅在72%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CAR-T细胞治疗后并发感染的患者中鉴定出病原微生物(60%细菌,92%病毒,50%真菌)[1]。

论中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之合理性 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被移植至中国后,中国对该制度进行了多次修订,极大地扩大了要约义务豁免的范围.修订后的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争议颇多,许多声音认为该修订损害了小股东的经济利益,但实证证据的缺乏导致该争议至今未得出结论.本文从法经济学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2011年至2014年所有要约义务豁免案例中目标公司绩效,发现修订后的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能够显著促进目标上市公司绩效提升,小股东的经济利益未受到损害,因而中国对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修订具有合理性.该实证证据也对西方的静态模式—动态模式理论之争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