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与中印宗教因缘

长生殿是唐代皇帝寝殿的统称。著名者有三处:一是唐玄宗修建于骊山华清宫的长生殿,是他与妃子杨玉环居住过的地方,他们的爱情故事被唐代诗人白居易写入道教色彩浓厚的《长恨歌》,又被清代作家洪昇写成传奇剧本《长生殿》,因而此长生殿因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而著名;二是女皇武则天居住过的东都洛阳宫长生殿,因她与佛教的特殊关系而著名;三是唐肃宗病危和驾崩时所在的长安大明宫长生殿,因他死后被建成佛教密宗道场而著名。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摩利支天——从印度神到中国神

摩利支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收,被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在佛教中,摩利支天又由男神变为女神,又由曼妙天女变为三头六臂的恐怖之神。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于佛教密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不仅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而且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

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

由于佛教产生于印度，由印度传入中国，所以本文不仅要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也要涉及到印度甚至南亚及南亚周围一些地区（古代统称为“西域”）的医药学。正是由于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医药学交流，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发达繁荣起来。

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与印度民间文学

现代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许地山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翻译和介绍印度民间故事的梵文学者。郑振铎对印度文学有特殊关注，在研究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时候经常以印度故事为参照，进行对比研究。季羡林在译介和研究印度民间文学方面著作更多，成就巨大，是该领域当之无愧的旗手。

《酉阳杂俎》所记玄奘与《西域记》诸事

玄奘的事迹在唐代广泛传播,《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唐代知识分子了解西域的必读书。对此,段成式在笔记《酉阳杂俎》有较多记载。本文对《酉阳杂俎》一书中有关记载做了逐条校对、考证和分析,纠正了其中一些由传抄导致的错误,指出了点校本的若干不足,以期对后人再校此书有所帮助。

慧超所记阿富汗诸地考

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界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商贸中心.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取经,阿富汗都是必经之地.7世纪,玄奘访问了阿富汗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宝贵的记载;8世纪,新罗国来华僧人慧超到阿富汗考察并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一书,此书记载了分散于兴都库什山山谷间诸多部落国的地理和民俗,是研究阿富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笔者旅印期间见到了《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觉得这不仅是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也是佛学界和佛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

从法显的“五天竺”到玄奘的“五印度”

印度古人将南亚次大陆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中国古人对此表示认同,并按汉语汉字的表达习惯提出"五天竺"的概念。法显游学印度首次考察了"五天竺"的部分地区并写出记录。玄奘周游印度后将"五天竺"改为"五印度",并详细记录了五印度的划分情况。

关于印度佛教金刚乘八十四悉陀

本文阐述了印度佛教金刚乘的发展简况,介绍了印度学界对八十四悉陀相关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以及对悉陀诗歌作品的研究情况。最后重评价了悉陀思想和悉陀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印度独立后印地语小说流派简评

从1947年印度独立至20世纪末,印度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迁。印地语小说界也出现了很多的流派。这些流派各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一方面是印度社会情绪,尤其是印度中产阶级情绪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二事考

1911年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三种文字碑在斯里兰卡被发现后,百余年来,中外学者不断有人解读其碑文。近年来,有两篇相关文章发表,使此碑汉文铭文的释读又有新进展。但仍有不足,须对其中的一个字作进一步考证。另外,明代有锡兰国王子作为使节来华,后留居中国泉州。中国学者对此多有研究与争论,亦须进一步考证。

也谈神怪小说与密教的关涉——《〈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读后

《〈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占有资料相当丰备,站到了该研究的学术前沿;擅民间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长,从细处着手,连类比附,使《聊斋》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该书与密教相关的问题可以补充发挥。

印度中世纪耆那教诗人雪月

雪月是印度11至12世纪耆那教著名学者和诗人。但对中国读者很陌生。这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他。雪月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用中世纪的语言——阿波布朗舍语写的语法书《成就者雪月词法》。在这部书里,他讲解了梵语、俗语和阿波布朗舍语语法,并摘引了许多无名作者的双行诗。这些双行诗大多采自民间。他所摘引的双行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天府之国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而天府之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物产成为西南丝路的起点。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考察天府之国在中印文化和物质交流史上的重要位置。根据《史记》记载,这里与印度的交往至少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以前。从张骞在大夏国看到蜀布、邛竹杖的记载可知,天府之国到西域还有一条久已存在的丝绸之路——西南道。在更早之前,印度人很有可能就是从中国西南方得知了秦国的存在,并开始称中国为"秦"。关于蜀锦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汉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远不止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一例,还有《后汉书》《魏书》《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除文字记载外,考古资料也值得关注。从三星堆发现的海贝可以推测,天府之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可能在3400年前就已出现。此外,最早的印度侨民和他们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样可以印证天府之国在促进古代中印佛僧往来、发展佛经汉译与刊刻事业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宋元间中斯文化交流

宋元时代,中国与斯里兰卡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迁,但两国间的海上交往却始终通畅,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好的牢固纽带。在此期间,不仅有政府间的交往,也有民间的商贸往来,两国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就海上交通而言,广州—斯里兰卡和泉州—斯里兰卡是两条主要通道,《宋史》《诸蕃志》等文献有相关记载。就宋代中斯文化交流而言,由于资料甚少,人员往来情况稍嫌不详。不过,《宋史》卷四八九《外国列传五》和《佛祖统纪》中的相关记述很能说明问题,既有关于人员往来的,也有关于物质进出的,是宋代时期中斯文化交流的实证。元代时期,中斯文化交流有大发展,《元史》有很多记述。人员方面,既有政府使团交流,也有个人交往,还有外籍人士参与。中国的汪大渊、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阿拉伯的伊本·白图泰都是这一时期与中斯文化交流有关的著名人物。这时期的物质交流也很兴盛,中国输入斯里兰卡的物产主要有丝绸及丝织品、瓷器、铁器等,斯里兰卡输入中国的物产主要有大象、犀牛、香货、药物等,可谓品种多样。总体说来,虽然这期间中斯文化交流稍弱于中印文化交流,但却很值得认真研究,不仅有利于回顾友谊,而且有利于当下中斯关系的发展。

须菩提考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佛教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这位须菩提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是,在佛教后来的发展演变中,须菩提被逐步神化。在大乘佛教阶段,他是具有飞腾虚空等神通的罗汉;到秘密佛教阶段,他有时是具有极大神通力的金刚,有时又与菩萨并列,在密教曼荼罗中占有一席之地。

《水浒传》与密教

元末明初,密教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会以各种方式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成书于元末明初的“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许多方面集中反映了密教的影响。《水浒传》等所谓“讲史小说”,同样也往往可见密教的影响。《水浒传》中不仅提到了很多密教神明,也描绘密教的坛场、法术、器物等,这些都是它受密教影响的证据。

评近年“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研究

1911年,在斯里兰卡加勒市,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被发现,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文字已漫漶不清。1911年至今的百余年间,中外学界对碑文的研究持续不断。1959年,中国学者向达教授首次根据碑文拓片释读出汉文铭文,为中国学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汉文碑文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和新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章是斯里兰卡学者查迪玛与中国学者武元磊合写的《郑和锡兰碑新考》和沈鸣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