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看鲁迅早期启蒙思想

1921年5月，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以宣传社会主义和参加五一节游行的罪名驱逐出境，经海参崴辗转至哈尔滨，10月应胡愈之邀请抵沪，后经鲁迅推荐于次年2月抵达北京，在北大讲授世界语课程，并居住在鲁迅一家位于八道湾的寓所，直至1923年4月回国。在此期间，爱罗先珂参加了演讲、观剧等社会活动，他的作品也经鲁迅、胡愈之、汪馥泉、夏丐尊、巴金等人翻译发表，并结集出版。

“土白入诗”与诗歌的历史感受力——以《诗镌》对“三一八惨案”的反应为例

该文从"土白入诗"的政治性入手,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诗镌》所刊载的与惨案相关的诗文为对象,考察诗人借助"土白"召唤的底层身份所传达出的对惨案的看法。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中"烈士"形象的建构,在与"三一八"有关的土白诗中出现了鬼魂与幽灵。鬼魂的出现暗示一种无法言说的历史的创伤,而这也正显出了理论叙述之外,文学的、诗歌的独特历史感受力。

从“言文一致”视角看瞿秋白的语言文字观

对于瞿秋白的语言文字观,以往研究多从左翼的政治诉求与苏联的语言学理论及政策影响方面加以分析,由此强调汉字拉丁化与国语运动的不同。然而瞿秋白对于拉丁化方案的设计、对“普通话”的阐释,同样也是晚清、五四以来诸多语言文字改革方案的一部分。笔者从“言文一致”如何实现的视角出发,讨论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文的批判、对汉字为何需要拉丁化的阐释,以及对“普通话”的构想,从而发现瞿秋白语言文字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过渡的艺术”及其价值——论鲁迅对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译介

本文以鲁迅对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译介为研究对象。以往的研究认为,鲁迅译介“同路人”文学是基于创作风格的接近与思想的认同,并由此推演出鲁迅也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的结论。然而在1920年代的苏联文坛,“同路人”与无产阶级作家并非对立,而是共存的状态。鲁迅对二者并未做价值褒贬。本文认为,鲁迅译介“同路人”文学,所看重的并非“同路人”的风格或思想,而是其作品中所记录的革命前后俄国的社会状况。这是不同于无产阶级作家的视角,具有特殊意义。此外,透过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解读,也可以考察发现鲁迅与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表现革命等问题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