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

发展智能制造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基于竞争优势差异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则为各国协同打造智能制造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契机。鉴于动态竞争优势模型中基础要素禀赋、产业发展机遇、政府及制度环境等传统因素以及国际合作机制对智能制造发展的显著影响,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时应充分考虑其现实状况以判断中国竞争优势所在。在科技革命、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素叠加下,中国应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既要在短期内有序引导智能制造区域合作转移,同欧洲各国、东亚邻国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达成互惠共利、优势互补的不对称合作机制,又要着眼于国际博弈的长期规律,与北美地区积极展开标准竞争,以自身竞争优势的确定性对冲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实现智能制造国际博弈中的占优策略。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及其应对策略——效仿德国中小企业融资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状况整体处于下滑趋势,且国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逐年攀升,中小企业在面临经营困境的同时,更面临着资金链断裂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本文利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经合组织公布的中小企业调查年报,从中德两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金融机构与外部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源;通过借鉴德国银行体系的主要往来银行工作原则、工作机制等,效仿德国政府政策、社会信用信息体系和法律框架的制定,总结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应对策略。

美国能源政策的转变与国际能源安全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就业增加。在鼓励化石能源发展的能源战略下,得益于页岩油气革命,美国在2019年已经实现了石油贸易顺差,其能源政策的重心也逐渐从"能源独立"转向"能源主导"。而特朗普的能源政策虽然对煤炭产业有所促进,但仍无法改变其日渐衰落的趋势。美国页岩油产量的迅猛增长将造成世界能源市场供应过剩,同时也将加速改变现有的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地缘政治,能源已然成为美国一项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无论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其"能源主导"发展战略的实施。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对我国的油气市场、能源产业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面对挑战,我国应正视自身能源需求,弱化美国能源政策变迁带来的风险。中美两国就能源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应该是可以预期的,而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应仅限于能源进出口,在能源技术、企业交流方面也应加大合作力度。

政府主导下的融资机制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基于德国银行体系视角

本文探讨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对德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政策性银行与各稳定有序的金融机构间紧密而高效的配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最后借鉴德国经验,提出了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建议。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财税制度、差异化减税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现行财税体制的基础上,构建两部门异质性DSGE模型,分别模拟了对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整体实施减税政策所产生的效果。通过将不同财税制度下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来分析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并以此分析实施区域性差异化减税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减税政策相较于总体减税更有利于促进总产出的提高并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减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之策。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促使企业对外投资吗?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以及手工收集的各地区每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与微观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关系。我们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倒逼"企业"走出去",促使企业对外投资。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以企业变更经营地点构造准自然实验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种正向作用仍然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促使融资能力强、资本密集度大、生产率高的优秀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本文结论表明,在我国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最低工资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协调企业实际经营活动,既要引导企业积极转变原有发展方式,勇敢"走出去",又需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市场经济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外资的进入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市场经济转型国家1995—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转型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随着经济转型程度的加深,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转型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2)分区域估计的结果表明,外资若流入经济转型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转型国家,则会抑制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外资若流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转型国家,则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3)外商直接投资对转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化源于各国转型方式不同。以大规模私有化为代表的"休克疗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排挤"优秀的本土企业等渠道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导致产业结构被锁定。

财政分权、基建支出与最优财政政策

财政资源紧张的政府存在最优财政政策选择问题,政府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存在取舍。本文基于纳入财政分权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1)由于发达地区基建投资通过拉动地区间中间品贸易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使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政策对全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欠发达地区执行相同政策的作用。(2)发达地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中间品贸易渠道在地区间产生正溢出效应,对当地产出的刺激效果与基建投资效果接近。假设发达地区政府更关注全国经济发展目标,则基建支出政策是该地区更加有效的财政政策选择。因此,对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走出当前经济下行的可行之策。

杠杆率上涨的内在机理——基于经济转型的视角

本文利用BIS数据库中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杠杆率数据探讨了杠杆率的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为我国宏观杠杆率自2009年起的快速上涨寻找原因。本文发现各国在跨过经济转型元年后的杠杆率都存在不同幅度的跳跃上升现象,说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转型造成的需求结构变化和需求收入弹性变化短期内会提升杠杆率。但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受限,经济平缓转型,使得杠杆率增长在5年内均趋于平缓。该现象对于我国应对杠杆率上涨的策略提供了借鉴:实现“去杠杆”战略应该从促进结构发展平衡入手,减少对服务业的管制政策,促进服务业供给的快速增长。

工业互联网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及路径探析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与产业生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引领的双重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期。工业互联网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国际合作三重机制系统性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但仍然面临创新自主性、融合协调性与国际开放性不足等诸多现实制约。因此,应适度超前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国际合作平台,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鼓励企业参与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加快培育现代化产业生态的市场需求。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分别构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推进路径并加以融合,共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新冠疫情后日本中小企业扶持体系及发展路径建设

中小企业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石,承担着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经济系统稳定的重要功能。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日本政府为稳定中小企业资金和生产经营状况,由金融扶持体系率先推出“无利息无担保”低标准融资制度,但过度金融刺激政策无疑会加重日本财政压力和社会担忧,并非推动中小企业繁荣发展的长久之计。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经济版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空前提升,日本政府正全力推进数字经济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为实现中小企业疫情下经济恢复和疫情后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增长突破口。通过分析日本中小企业纾困体系及其弊端,可以准确把握应对不确定冲击时的政策着力点,对于实现中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