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为诗之方”及“习诗取径”探析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诗论家基于对宋、金余绪的批判,尤其是对宋末晚唐体的批判,厘清了诗歌发展史上诗体的正变,从习诗方法路径上为时人及后世指出了门径。具体说来,以古体为正,以近体为变;以吟咏情性为正,以雕琢模拟为变。于为诗之法,则讲求意先辞后、自然吟咏,反对求新求奇,反对锻炼删改,反对模拟。于习诗路径,则讲究自上而下,祖宗有别。此外,对为诗学诗过程也作了探究,注重创作过程中的心理体验。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明代选家对其所选唐诗的价值定位

明代唐诗选家多复古崇唐,基于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艺术成就的轩轾黜陟,而各自为选,使得唐诗选本大盛于时。学者多着眼于唐诗选本与选家文学主张的对应关系研究,而很少留意选家对选本价值的期许,即是在选家看来,选本中代表唐诗精髓的诗作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大体说来,有将所选唐诗作为一种"楷式"以供学诗者借鉴的,有在此种"楷式"之外试图作一种补充或另辟蹊径的,有将所选唐诗视为学诗门径、津梁的,也有将所选唐诗视为"陶冶之具"的。

唐汝询《唐诗解》选诗及注、解唐诗的是非得失

明末瞽人唐汝询选解唐诗,勒为一书,是为《唐诗解》。其选诗受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及李攀龙《唐诗选》的影响,表现出崇尚盛唐的取向。其注、解诗方法灵活多样,将自身的不幸遭遇与文人失意融合,颇具真知灼见,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生命精神,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疵病。

论“踵事增华”的三种实现方式

一般研究者认为:"踵事增华"指出了一种文学发展的普遍态势,即由质朴趋向华丽,但并未就其具体实现形式加以探讨。事实上,"踵事增华"这一文学发展观至少包含三种实现方式,即断章取义、百川灌河及薪尽火传,且这三种实现方式都包含着一种"新变"的成分。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从年谱、本事等看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

宋人对前人(包括本朝前辈)诗文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师法某些作家作品进行创作之外,还表现在对前人诗文集的整理上。在诗文整理过程中,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宋人或积极编撰年谱、本事类著作,或对诗文进行编年,或注明典故出处。在这些编纂、整理工作中,明显表现出宋人识源辨流、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及"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诗文接受意识。

阐释距离的微妙把握与阐释体验的差异性生成——以“杜诗”阐释为例

诠释者历来对杜诗情有独钟,其诠释理想多在得作者本意,以便启后学于迷惘,成杜氏之功臣。在此诠释理想的指引下,诠释方法也得以丰富和发展。在对杜诗的"意诠"中,大体上以"以意逆志"、"以意捉志"、"以意遇志"等诠释方法为主。而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又因诠释者对诠释距离把控的微妙差别,而带来不同的诠释体验:诠释者或幻想化身为杜甫,身临其境地去体察其创作时的种种情形;或借对杜甫诗句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绪;也有的完全凭借自己的才情高下去直观地感受文本意义,以求得与作者心灵的契合。

论骆宾王挣扎在功利情怀下的诗歌创作

普通将骆宾王归入"四杰",或以"王杨卢骆"称。事实上,在初唐诗坛上,骆宾王是特别的,其诗作就颇能体现出其卓而不群的才情个性。通过"以意逆志"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其诗歌创作中体察到:诗人在建功立业的功利情怀主导下,纠缠于怀才与不遇、孤独与愁以及得失记忘之间的种种矛盾情结,进而探求诗人悲剧人生的症结所在。

明末唐诗选本评判与《唐诗解》选诗标准之生成

明末瞽人唐汝询选解唐诗,勒为一书,是为《唐诗解》。其所选受高棅《唐诗正声》及李攀龙《唐诗选》的影响,试图整合高、李二选之长,选出"于唐诗或庶几矣"之选本,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表现出明代"尊尚盛唐"的主流选诗倾向。然究其选诗标准的生成,则与明末唐诗选本的时代评判有着重大关系。而其诗学理论则上祧严羽、杨士弘,近尊高棅、李攀龙,展现出一条明显的沿袭轨迹。

关于《文心雕龙》中“理想作家”之探讨及还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历代作家多有臧否,上至羲皇上人,下及宋齐之世。而臧否本身就包孕着某种品评标准,符合该标准的或以"梓材"方之,也即笔者所谓"理想作家"。又因其采用旁见侧出式的评述模式,故而使得品评标准散落、隐约。本文试图从品评模式入手,就作家的德、才、学、识以及作家的"理想人格"定位等方面加以考察,力图勾画出一个完整的"梓材"评价标准,也即还"理想作家"一个本来面目。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诗与人之“处穷”关系的反思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阐释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除了延续前人"诗能穷人"的观点外,更多的则是对此进行反思性的阐释。在诸多阐释性的反思中,既有对"诗穷后工""诗能穷人"的理论进行反弹式思考的,也有从命数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也有从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对诗人自身原因进行思考的,也有从宽慰的心态去看待"处穷"的,也有将"处穷"引向道的涵养,以求解脱的。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穷而后工”的阐释与反思

"穷而后工"本是惯题,却在宋元之际这个特定的"时穷"阶段,引发了诗人的共鸣,更激起了不小的论争,诗论家们也争相对之进行阐释,从而促进该理论的发展。在众多阐释中,不仅有对该理论外延的拓展,也有对原因的探析,更有站在质疑的立场,从诗人"处穷"的根本原因及立论角度对该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且认为:持"穷而后工"观点者,多以诗人"所遇"定工拙,是因人"已然之穷达"而征验于诗所得出的结论,而"穷"在一定程度上与命、时相关。

宋元之际诗论家的陶渊明论

与宋金诸人相较,宋元之际诸论家对陶渊明的讨论,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气节时,流露出深闵其志的心态。其二,综合前人之言而称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态度及高逸情趣。其三,与前人相较,进行了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后世诗人"和陶诗"的讨论。此外,诸人也肯定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开枝散叶之功。

立足改革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制性、规范性和服务性显而易见。因此,立足改革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审时度势,转换脑筋,找准位置,进入角色,依法管理,工作到位,是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的关键,也是做好人口大文章,追求计划生育大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大贡献的根本途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改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用显著的业绩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添砖加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提供保证。

《唐诗解》之成书与《唐诗品汇》的渊源关系

高棅《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对明代之诗歌创作和唐诗选本影响巨大。唐汝询自幼目盲,借助父兄子侄而"听读"至于博学,编选《唐诗解》一书。文章从编选体例、唐诗分期、作品选录等方面,以详明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细致地论析《唐诗解》一书与《唐诗品汇》之间的传承与创变。《唐诗解》以《唐诗品汇》为选录渊薮,参酌《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而勒成体现唐汝询自身选录眼光的诗歌选本,在唐诗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试论政府的信息职能

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信息,政府具有自利性,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是富有价值的。我国政务公开进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的思想障碍,建立政府信息共享机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与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与农村家庭"三生"效益研究

计生工作"三结合"不仅仅是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改革,也是促使加大投入、产出力度,提高农村家庭生产、生活、生育(简称"三生")效益,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目标,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证、搞好服务的必经之路和成功之路。计生工作"三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更好地向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是为农村家庭搞好"三生"服务,进而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