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利用增加值分解方法,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2018年)为主,综合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WIOD)、亚洲发展银行(ADB)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WIOD历史投入产出数据(1965-2000年),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进一步研究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1965-2020年,中国GDP国内循环比例经历了U型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95%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72%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85%。二是1996-2001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1.4%和18.6%,2002-2008年,两者变化为69.6%和30.4%,2010-2018年进一步变化为88.0%和12.0%。近年来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使得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明显优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等国内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国际大循环演进、国内循环扩张与全球经济增长

探究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在现有GDP分解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察GDP所涉及的区位、最终产品需求的去向等因素,对1965-2020年间全球经济大循环分别从国家、行业层面根据静态、动态视角进行内外循环分解。主要结论如下:一是1965-2018年国际大循环比例在缓慢提高,2018年已达到23.43%,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起主导作用。二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循环,1991-2007年国际大循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接近30%,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可以解释的比例约66%。三是样本期内,经济增长的产业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内循环,1991-2007年服务业内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4%,并且制造业外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制造业内循环。四是2000年之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循环动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大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循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生产网络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循环视角下的增长分解和带有生产网络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增长核算体系。其中,国内经济大循环的TFP由投入产出乘数和技术增速共同决定,通过利用WIOD历史数据库和OECD数据库进行实证测算和因素结构分解,研究发现:第一,1965—2018年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投入产出乘数的平均值为2.1,达到较高水平。第二,新时代国内经济结构开始向服务化转型,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效率补偿不足,使得2015—2018年投入产出乘数下降了10.56%,经济增速的损失为0.33%。第三,从结构层面看,2012—2018年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投入产出乘数下降主要是由生产网络结构变化所致,后者可解释其中66%的原因。第四,从美、德、日的工业化结构向服务化转型的经验看,能否提升服务业的效率补偿是转型成功的关键。

绿色优先战略下的增长路径探索与治理实践

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3060计划目标,中国绿色转型就是在强调绿色优先、增长为根本的前提下探索出中国绿色优先战略下的最优增长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绿色转型除了绿色底色外更嵌含增长目标,如何在绿色发展战略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降低绿色转型摩擦成本,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在DICE模型框架下使用中国最新数据对“双碳”约束下经济增长路径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2030年碳达峰前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清洁发展目标,而2030年后无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清洁发展目标,说明绿色转型后半场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较高,导致绿色发展阻滞和总量福利下降。然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实践的经验事实,从结构化视角下使用两部门绿色增长框架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通过绿色产业发展进行“正资本”投资与碳减排的“负资本”投资进行对冲,形成一个正资本推动增长的新路径并逐步替代碳排放产业转型的叠加增长路径,才能平稳顺利实现绿色转型目标。文章最后对中国绿色发展和转型的治理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目前而言中国特色的数量激励政策是绿色转型发展的动力,但长期看价格激励仍然有效,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碳排放定价机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