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记录:两种文学书写的叙事策略与文化阐释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其作品始终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但在阅读中我们发现,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新文学作家描写的历史事件往往只是作为思想背景的衬托。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虽然与启蒙文学相比,通俗文学反映的生活尺度较浅,思想性较薄弱,但它所描写的国事、民性与读者的实际生活十分贴近,更富有本土化的气息。其实,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通俗文学都承担着反映社会生活、展现时代发展方向的责任。

批判与缅怀:疗救“乡土中国”的思考与实践

鲁迅和张恨水对于乡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的认知有抽象和精准之别。鲁迅的认知相对宏阔,在其小说中,农村、农民大多是抽象化的场景和群体,其重点是在拷问农民灵魂的麻木和愚昧。与之相对,张恨水的认知则比较精确,张恨水的小说虽然也含有对乡村、都市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但是他更多的是如实反映乡村大环境中的农民个体和农民生活实况,甚至兼及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心理的变迁,细致而入微,虽然并未触及灵魂本质,但也提出了城乡对峙等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何以不“团圆”——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张恨水小说中的多重对话关系研究

张恨水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在以市民社会为读者群的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对话;不同于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及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张恨水明确表示,其读者群是市民阶层,作品突显出了文学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作家始终自觉地让文学作品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经济与道德的对话,张恨水塑造的仍然是与时代俱进的女性,然而不同于新文学中强调女性"灵魂的提升"与对崇高生活的憧憬,张恨水注重描写在生存经济压力下的爱情,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始终处于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着眼于市民社会中世俗的生存与爱欲的挣扎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化中,人物心理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话。张恨水小说文本所描绘的多数是大都市的图景,这些描述深深地打上了已经被都市化了的作者本人的精神烙印,而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无所归依,这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自己所来自的乡村无法摆脱的眷恋,而作者更为重点表现的是人物对城市的深沉的依赖和以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几点思考

鲁迅的"弃医从文"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家族文化的背景对鲁迅的精神发展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奠定了鲁迅后来的人生理想与方向。而留学日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改造、整合中外文化。鲁迅童年时代的人生体验和文化个性在新的文化因素的碰撞中升华。鲁迅又以敏锐的洞察力重新认识社会人生,深刻反思家族、家庭与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出了"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鲁迅在国危民难中,从文化关怀的角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

严肃启蒙与传统通俗: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两种选择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课题之一。文章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巨匠鲁迅与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雅俗文学对比探讨为切入点,并以韩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为辅,论述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种选择。

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版图”——从鲁迅、张恨水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与民俗

五四现代作家对个体的审美观和主体意识的重视,凸显了现代风景叙事的主要特征。与传统小说中的由说话人所描述的风景叙事,平面式的故事情节所不同的是,个人的经验和实地的观察使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开创了一个具有深层结构的风景叙事模式。鲁迅和张恨水以对生活中的具体场景的描写来表现这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全貌,从而弥补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不足。二人的小说将景物叙写成功地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版图",为后来的风景、风俗叙写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鲁迅和张恨水分别作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位大家,其作品中对风景和民俗等的描写体现了严肃文学和俗文学在小说创作中的雅俗取向。雅俗的真正界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乡土文学的新向度:历史大潮下的多视角叙述——鲁迅、琦君的乡土情怀书写与时代印记

乡土文学的实践者多是在城市求学或迫于生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描绘了时代大潮下的社会民情,体现了作者对过往的反思和对国民性的自觉探索。此外在当时的台湾,也有一群女性作家,她们笔下的“乡愁情结”在游子思乡的基础上,不仅表达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温暖的人文关怀,更体现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其创作为乡土、乡愁、乡恋引入了新的情感体验,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时代影响下的文学碰撞与精神统一——浅谈“五四”新式短篇小说与传统长篇章回体小说之辨

"五四"时期,是新与旧的激烈碰撞、认知的飞速跃升,文学实践者借助手中的笔,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云,描绘民众的人生百态。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新与旧两种文学形态在历史上的地位便注定经历一次对立与统一的过程。其实,新与旧本身便是无法做出绝对区分的两个概念,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旗帜的启蒙作家,竭力冲破旧有的桎梏,不断探索新的理念和表现手法;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实践者,则在扬弃传统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尝试探寻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无论是新事物的狂飙突进,还是旧事物的发展演化,均是对中国文化统一精神源头的继承与发展,只是不同文学创作者求索的过程各异,但大家殊途同归,都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恨水和朱耀燮作品中的儿童叙事视角

20世纪初,中国作家张恨水和韩国作家朱耀燮等中韩文学作家开始尝试从儿童的认知特点出发,以陌生化的方式重新审视成人世界,并对其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剖析。通俗文学作品中儿童视角的运用与表达,是对成人视角、精英文学的补充。

留恋传统与反思现代——浅析张恨水小说中的文化错位

张恨水自身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他一方面挽留传统文化世界,另一方面又感到转型时代的迷惘;他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意象"以及"暧昧"的都市生活把握得非常准确;放弃了"新旧"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选择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融合;在不断体验"留恋"与"怀疑"的"文化错位"中,反思现代性,最终选择了与现代文学、新文化的主流不同的"另一类"范围。

传统与现代视野中的身体想象与女性解放——论鲁迅与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了实现富国自强,女性作为一股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少"五四"女青年完成了由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转换,从幕后走上社会大舞台,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鲁迅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开启了中国人对新的身体存在形式的构想。张恨水则写了一系列女性积极谋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解答。可以说,鲁迅是客观、清醒地思考女性命运的,但由于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男性视角,而无法真正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张恨水则填补了鲁迅留下来的空白,他从女性立场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精神创伤,并回答了"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