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振兴战略看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在农村发展不充分、农业农村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思维,是对长久以来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短板问题的集中关注,对有效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农村现代化与城镇化之间不再是过去"此长彼消"的相互关系,而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形成一种相互促进、互相推动的新型关系。

“基础设施下乡”与村庄实践共同体的绿色转型

基础设施向乡村地区的延伸为乡村绿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再造乡村实践构型的同时,也对开展实践的乡村居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实践与实践者互构的视角,以晋西南两个村庄“煤改气”项目的实施为例,本文考察了天然气设施下乡引领的乡村能源利用实践转型,聚焦由乡村居民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在该过程中饰演的关键角色。两村“煤改气”项目的实施具有自上而下的典型特征,旨在通过引入新的基础设施来带动村民日常能源利用实践的绿色重构。在政治动员、社会网络和能源体制的先后作用下,天然气设施逐步实现了在村庄的普及;与此同时,村民开始接触和学习利用天然气,一个天然气利用实践共同体逐渐形成。由于利用天然气开展实践的内部激励不足、意义指向不明以及与其他日常实践的脱节,天然气利用实践共同体出现了分化,限制了“煤改气”的成效。在引入基础设施降低乡村日常实践的环境影响时,应更加重视乡村居民作为实践者的能动性,推动实践与实践共同体的协同演进,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气候变化背景下雄安新区雾霾事件的日常生活影响与适应策略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应关注极端气候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及其适应策略。受多重因素影响,雄安新区的大气污染问题历来十分突出,其所在的京津冀地区也是中国雾霾事件多发区域。雄安新区设立后,在超常规大气治理下,近年来新区雾霾污染问题有所缓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大气质量的惩罚效应逐渐显现,加上大规模城市建设,未来雄安新区雾霾事件的发生概率仍然存在。雾霾事件直接扰动日常实践再生产的主要机制包括约束实践的物质要素、缩减实践者群体的规模以及侵占实践开展的时间与空间,并透过实践网络造成更多日常实践再生产的失调或中断,最终导致日常生活的常态运行受阻。该研究利用AHP方法构建城市日常实践雾霾脆弱性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该体系对雄安新区的日常实践雾霾脆弱性进行跨城市和跨时间的比较分析。一方面,与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相比,现阶段雄安新区的日常实践雾霾脆弱性最高,突出表现在时空脆弱性和实践者脆弱性两个维度。另一方面,在未来三十年里,随着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以及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预计雄安新区日常实践的雾霾脆弱性将趋于下降:在全部预估情景下,与2020年相比,2035年和2050年雄安新区的日常实践雾霾脆弱性都要更低,且2050年最低。韧性实践的方案适用于提升城市日常生活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性,建议未来雄安新区通过加强韧性实践建设来因应雾霾事件。利用适霾技术重构雾霾敏感实践,减少日常实践开展中的雾霾暴露;以社区为单位针对重点雾霾脆弱人群制定应急预案,并提供专门的生活救助服务;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日常实践的数字化转型,培育和推广具有更强时空韧性的数字实践。

“碳中和”背景下电动汽车的社会推广研究——以实践论为视角

电动汽车的推广在“碳中和”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以实践论为视角,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通过电动汽车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来理解电动汽车的推广问题。利用在太原市获得的实地调查资料,本研究试图检验这一研究思路的解释效力。研究表明,电动汽车的社会推广是一个嵌入在日常实践动态演变中的过程,电动汽车社会推广的成效受到新驾驶实践元素的配置、新驾驶实践与其他实践之间的匹配性以及实践者关于新驾驶实践的体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本研究还就如何推广电动汽车提供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能源使用转化的代际分化图景:经济收入、技术能力与乡土认知

基于晋西南毋伯村“煤改气”项目的田野调查,本文探讨了天然气下乡后农民在能源使用上的代际分化图景及形成逻辑。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是“煤改气”项目的主要支持者,老一代农民通常拒绝或被动地接入天然气,并且在对天然气的使用上具有“季候性”的特点;而在代际同住的家庭中,两代人则会相互尊重彼此的能源偏好。新老两代农民的能源选择差异是经济收入、技术能力、乡土认知三个维度共同驱动的结果。相比于新生代农民注重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老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更多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塑造。他们出于为子代发展和家庭绵续而省吃俭用的想法,拒绝使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天然气。可见,乡村“煤改气”项目不宜被盲目地、孤立地推进,而须因地制宜,在一定时间内允许多种能源使用方式并存,以满足不同代际群体的生活习惯和用能需求。

论农民工“返乡回流”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引导下,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返乡回流趋势日益明显。行为理论认为,农民工返乡回流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是在追求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的返乡回流实质是一种上向流动。而这种流动背后,也进一步反映了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因而本文认为农民工的返乡回流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