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治安管理中的“总小甲”研究

根据现有史料,明代治安管理中的总小甲分属里甲、民兵、保甲三大系统。总小甲最初产生于里甲制之中,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职役,担负日夜巡逻、稽查盗贼、防范火灾、收敛遗体等繁重职责。总小甲的佥派存在种种弊端,明代中后期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各地总小甲职役陆续改行雇募。明代中期,许多地方为维护本地治安、打击盗匪而设立民兵组织,其中往往亦设有总小甲一职。此后,各地陆续推行保甲法。由于保甲制与总小甲职能有重合之处,部分地区总小甲被官府裁撤,而另一些地区的地方官员将保甲制与总小甲结合共同发挥作用,进而将总小甲融合到保甲制中,成为保甲制的构成要素。

论日本近代的法律移植

明治维新前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情况加之日本法制的落后状态促使明治政府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法律制度。经过全面、多元、注重本土化的法律移植,法制近代化在日本得以确立,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后世影响颇大。日本近代的法律移植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启示。

明代晚期地方财政探微——以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为核心

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是反映明代晚期地方财政收支细况的珍贵原始资料。由该书可知,尽管徽州府的工商业已颇具规模,但官府税收仍以田赋为主,财政收入相当有限。当时徽州府的大部分赋税起运中央,仅小部分存留于府和各县,加剧了地方财政的紧张,使之仅限于维持府、县官府的基本运作。军事治安支出和交通设施相关人员的开支占到地方总支出的较大比重,而事关民生的经费额数少,比重低。总之,预算中缺乏预备应急经费,是晚明地方财政的一大弊病。

土地违法现象根源与根治方法

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体制造成的利益冲突,都最终导致了土地违法现象的出现。消除土地违法现象,就必须从根源着手,一方面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改革集体土地所有制,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新体制,辅以严格的执法措施和监督机制。

浙江原额人丁考

清代浙江各州县原额人丁的来源是相当多样的,其早可溯及明中期的弘治、隆庆年,晚则落实于康熙前期。多数县份的原额人丁撷取万历时数,也有相当部分的州县因战乱或编审方法改变而在清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丁原额,另有一些县份取明末天启、崇祯人丁之数作为原额。解读原额人丁,可以发现"人丁"概念在清初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清前期"人丁"的实质。

明代后期两京保甲制实施研究

明代京师(北京)濒临北部边境,在明中后期多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的侵扰威胁;留都南京靠近东部海疆,长期受倭寇的骚扰。两京畿辅地域在嘉靖、隆庆年间即已推行保甲制,但直到万历中期,两京城内尚仅施行总甲制,而未曾推行保甲制。北京城内保甲制的推行,直待至天启年间;南京城内保甲制的实施,始于万历后期至天启初年。晚明南北两京的保甲制,都具备严密详细的实施规程,尤其强调对于流动人口的管控。而保甲法实施之后,来自勋贵、官僚阶层的抵制影响了保甲制的实施效果。

从交通枢纽到避暑胜地——晚清花鸟山的兴衰变迁

花鸟山,亦称花脑山①,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小岛,据大陆最近点66千米。岛型似鸟,头东尾西,东西长3.7千米,南北宽2.2千米,陆域面积3.617平方千米,当下是浙江最北端的有居民海岛,行政上属于浙江省嵊泗县花鸟乡。②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今日舟山群岛中的一座普通海岛,在清代晚期一度成为中外各方势力关注的热点,也引发了诸多的国际争端与涉外交涉,而在当下仍具有关注和研究的价值。

明嘉靖年间浙江保甲法的实施

学术界有关明代保甲制度的研究中,对于各地某一特定时段的实施情况,研究较为薄弱。~①正德以前,已有某些地域一度推行保甲法的记载。~②正德年间右佥都御史王守仁在平定赣南山区的民变后,于其所辖的各府州县推行"十家牌法",覆盖地域较广,实施方法细致严密,效果显著,日后为各地众多官员所重视和借鉴。嘉靖年间内忧外患频仍,北方边境遭蒙古部落不断侵扰,东南沿海倭寇长期肆虐,内地省份亦经常发生各种民变、骚乱。

复杂多样的清代“人丁”——以浙江为例的研究

学术界对清前期的"人丁"(也省称"丁")的认识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萧一山先生为代表,认为人丁指的就是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①第二种观点则以何炳棣先生与曹树基先生为代表,认为这一时期的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

上海巡防保甲局与近代城市治安管理的转变

关于保甲制的研究成果,可谓“厚乡薄城”,就清代晚期的保甲制而言,亦是如此。宏观视野的研究著述,大多着眼于晚清乡村地域的保甲制实施情况,考察国家政权在乡村的控制能力,而对同一时期的城市保甲关注不多①。一方面,清末城镇维持着传统的保甲制,从而管控户口,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

为什么明代的覆灭不可避免

不少人对明代的灭亡怨天尤人。耿耿于怀。殊不知。正是晚明盛行的病态政治、赋役苛扰与民心的丧失决定了明代的覆灭乃是历史的必然。

清康熙时期东南沿海保甲规条研究

康熙年间,东南沿海督抚官员为维护本地治安,肃清盗匪,强化户口管理,陆续推出一批内容翔实、涵盖面广、系统严密的保甲规条。对于成龙《弭盗安民条约》和张伯行《申饬乡约保甲示》加以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东南沿海保甲制具有重视户口册籍的编纂,以维护治安和查举不法行为为主要目的,强化奖惩机制并以连坐法保障实施效果,以及强调临水(沿海、沿湖、沿江)地域的保甲稽查和对船户的保甲管控等共性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官府对于东南沿海地域基层民间社会的控制情况。

清代屯丁研究:以江南各卫所及归并州县屯丁为例

清代的屯丁是由卫所军丁转化而来的特殊人丁。江南的屯丁按其归属形式分为卫所屯丁和归并州县屯丁。屯丁名目繁多,差役和丁银负担各不相同。清代前期,沉重的差役和丁银迫使屯丁逃亡隐匿,致使载籍屯丁数量不断减少。屯丁银于雍正年间摊入地粮征收,乾隆年间清廷废止了对非漕运屯丁的编审。但由于漕运需要,江南漕运屯丁的编审一直延续到清末。

人丁编审废止后的人丁——从清后期江浙地区几部《赋役全书》展开

乾隆三十七年清廷废止人丁编审制度,此后"人丁"一词虽未从官方文书中消失,但其含义逐渐发生转变。从《赋役全书》及地方志等史料看,在清代后期,一些语境下的"人丁"继续保留成年男子和与地亩挂钩的纳税单位等固有含义;而另一些地方,"人丁"则指的是男性人口乃至全体人口。判断清后期"人丁"的涵义,仍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清初江南人丁研究——兼谈清代人丁编审制度的确立

顺治年间,清廷在明代人丁编审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五年一届编审之制和统一的奏报制度。部分地区将明代晚期的丁额作为"原额",而另一些地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订出"原额"。作为全国南北方的缩影,在迥异的地理环境下,不同的差徭折银分配方式形成了江南省长江南北府州在人丁编审等则、人均丁银负担、丁银在赋税中的比重等各方面的显著区别,进而导致了顺治年间该省南北部丁数增长模式上的明显差异。为了完成税额,江北部分地区采取将缺额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的措施,进一步推动了部分地区摊丁入地的尝试。本文以顺治《江南赋役全书》为核心资料,结合其他史料加以分析研究,对清初的人丁编审情况有了较以往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以浙江、湖北为例

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减轻无地少地百姓的负担,同时减轻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得到基层官吏和广大百姓的支持拥护,其施行大体是顺利的,成功的,然而在某些地区,由于有产阶层(尤其是士绅)的大力抵制,加剧了阶层对立,抑或是官府摊派方式不当,增加了部分百姓的负担,造成社会普遍不满,甚至成为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评价"摊丁入地"的成败,不仅要着眼"摊不摊"的问题,还须关注"如何摊"的问题,方能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结果。

明代丁银源流考

明代丁银有两大源头:徭役与户口食盐钞。明前期有徭役无丁银,明中期各地开展赋役制度改革,徭役折算为银,一部分派入地亩,另一部分按丁派征,始出现丁银。有的地方以田地折丁,导致"余丁"的出现,而"半丁"则是出于对某些人丁的减半征银。各地既有多等则编审丁银者,也有单一等则征收丁银者,明末清初出现了由多等则转为单一等则编丁的趋势。户口食盐钞始于明初",一条鞭法"推行后各种按丁计征的税赋合一征收。户口食盐钞征收对象包含了妇女儿童等非成丁,这是部分地区日后人丁中包含非成丁的原因。

毛笔源流初考

毛笔是以各种毛类梳扎成锥形笔头，粘结在笔管一端，用于书写绘画的笔。它属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首，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毛笔的材质、工艺、形制及其使用方法，处处蕴含并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

东南沿海地区的五通神信仰

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多有淫祀的文化风俗。《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宋史·地理志》则说，福建“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唐宋以后，淫祀之风未曾断绝。明清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即是一种典型的淫祀现象。

明代保甲法的成效与弊端探析

明代保甲法对打击盗匪、维护治安乃至防灾救灾方面均具有一定功效,但在其立法、执法及守法各环节也存在诸多弊端,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往往因官吏的敷衍营私、保甲头目选任不当和民众的消极抵制而深受影响,有名无实,甚至沦为扰民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