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应急供电系统设计

介绍了中国先进研究堆(CARR)应急供电系统的功能、组成,包括1E级蓄电池组、不间断电源(UPS)的容量确定、1E级开关柜的老化试验和抗震试验。结果表明,应急供电系统在两路外电源丧失后能不间断地继续向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供电2h,是CARR安全运行的可靠保障。

CARR备用供电系统设计

备用供电系统是CARR安全运行的保障,它在两路外电源全都丧失时,自动启动两台柴油发电机组,向允许供电有短时中断的安全相关负荷提供电力。

鲁迅留学仙台的珍贵史料——介绍《鲁迅在仙台的纪录》

一九七八年二月,日本“平凡社”出版了《鲁迅在仙台的纪录》,由“鲁迅在仙台的纪录调查会”编写。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一这本书的出版,为鲁迅研究工作吹来了一股新风。它是集体劳动的成绩。这个调查会有一四二名会员。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刘半农和钱玄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话》之一节

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王敬轩的来信和刘半农的复信。王敬轩并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为了对《新青年》持反对意见者进行一次有力的反驳,钱玄同和刘半农想了一个好办法: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集中所有反对意见以来信形式在《新青年》上发表;由刘半农逐条反驳,以复信形式在《新青年》上同时刊出,使读者从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中。

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

对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它概括为是反革命的“围剿”与革命深入的时期。并指出有两种“围剿”,一是军事“围剿”,一是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采用下列办法进行文化“围剿”:第一,限制并剥夺进步书刊的出版自由。第二,对于进步的图书杂志禁止发行,进步影剧禁止上演。第三,对于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机关肆行破坏。第四,对于进步文化工作者不断逮捕和杀害。第五,提倡民族主义文艺,支持黄色文艺,企图以此对抗左翼文艺。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的禁锢。

读《多收了三五斗》札记

一九三四年,鲁迅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扩大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增进国外读者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应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刊《中国论坛》编者美国人伊罗生之托,与茅盾共同选编短篇小说二十六篇。

鲁迅在东京的遗迹

鲁迅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七年多(1902年4月—1909年7月),在这一段岁月中,他掌握了近代的文化科学与思想,参加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开始了革命的文艺活动。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试图蒐集整理这段传记史料,得到了许多日本专家的大力支持。就中我们认为,仙台的日本朋友(主要是鲁迅母校、东北大学的师生们),编辑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发掘反映了鲁迅在仙台时期(1904年9月—1906年3月)的大量史料。

读增田涉的《鲁迅传》札记

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1903——1977)在《鲁迅的印象》中曾谈到他和鲁迅的交往:“我在上海和鲁迅直接接触,是从昭和六年(1931)三月到同年十二月末的十个月期间,以后,从昭和十一年(1936)六月到七月,为了探望他的病,再一次去过上海,前后凡一年问,都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从昭和六年回国后直到他逝世前,大约每月通讯两回。

论许地山

在批判“四人帮”逐步深入,文艺创作和评论日趋繁荣的时候,有不少“五四”以来的有影响的作家应该重新进行评介,许地山就是其中的一个。许地山,一八九三年生于台湾,一九四一年死于香港,活了不到五十岁。他一生中从事创作的时间并不多,作品数量也不过四五十万字左右。但是,品种繁多:有小说、散文、童话及剧本,也有诗歌、随笔和杂感。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他的作品在题材与风格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現代作家小传》繼續修訂中

山东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所编《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一书现正组织专人,积极进行修订。《小传》初稿,完成于1960年春天,收作家101人,约十万字,于同年5月由师院自己铅印出书,除作为教学参考供师生使用外,对外交流了一部分。接着就进行修订,修订本于1961年5月印出,在人数及字数上都增加了约二分之一,共收作家152名,在修订过程中除向部分读者和出版界征求了意见外,并与作家联系,把小传初稿寄给他们本人审阅。

评新版《呐喊》的“出版说明”及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新版《呐喊》出版,这是毛主席对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作了重要批示后,出版界和承担注释工作的单位,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作了斗争而出版的第一本带注释的鲁迅作品。它比起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的带注释的《呐喊》(以下简称旧版),有很大提高。第一,增加了题解。

关于《谈金圣叹》的写作背景

鲁迅《谈金圣叹》一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于同年七月《文学》创刊号,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这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的说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毛主席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杀害进步文化工作者.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斗争,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使文化革命进一步深入.

对鲁迅作品某些注解的异议(二)

《一件小事》中的“人”《一件小事》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甚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 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看不起人”的“人”,是泛指所有的人,还是专指反动统治者,“人”在这里是个关键词,直接影响到对人物“我”和作品主题的理解。

对鲁迅作品某些注解的异议(一)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倡导下,几年来工农兵广大群众学习鲁迅作品,蔚然成风。各地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及有关的研究,其数量之多,销售之快,都远非文化大革命前所能比拟,在注解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鲁迅思想博大宏深,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又比较隐晦曲折。不容易一下子吃透;在注解工作上集思广益、讨论研究的风气也还不足,因此,对词语的注解,不仅还远远不够,而且还有不少的误注和误解。

《记念刘和珍君》串讲

讲授鲁迅杂文,我一直主张要串讲。通过词句篇章的讲解,讲清内容。内容和形式,构成一对矛盾,各以对方为自已存在的前提,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脱离形式讲内容即通常所说的架空分析,我认为是无法原原本本地讲清内容的。自然,一篇杂文,还要弄清它产生的背景,串讲完毕还要小结一下,使学生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较为完整的概念。限于篇幅,对这些,本文均没有谈及。本文如题目所标示,是串讲《记念刘和珍君》。

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在创作上最早反映这一特点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理论方面,则是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这篇文章,主张新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应该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