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结构分析

榆林市北部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接壤,历史上蒙汉人民交往频繁,遗留在榆林市蒙古语地名即是这一史实的见证。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保留在榆林地区的蒙古语地名的组合方式,深入探讨这类地名的结构,着重分析蒙古语地名中的通名部分,并且总结当前榆林市蒙古语地名中在流传、译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试论孝文帝诗文创作

孝文帝作为文士,保存下来的作品主要是诏书以及个别诗赋。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质实有余,文采不足。但有些诏书具有较强的口语化特征,劲直明快,颇有北方游牧民族豪放的风格特质;有些简短几句,叙事说理直截了当;有些表达委婉,情辞恳切;有些则极尽凌厉威风之态。诗赋与诏书都是孝文帝政治情怀的激切抒扬,是孔孟之道传载的工具,是对诗言志传统的遥相呼应。同时,他本人鼓励诗文创作,此举促进了北朝文学由萧条走向复苏,以及鲜卑贵族文学意识的自觉。不仅如此,他的诏书创作远及唐代的陆贽。在当时南方盛行骈俪化文风,北方公文创作凝重、板滞的社会风气下,孝文帝诗文创作(尤其是诏书)的特色尤为突出。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孝文帝值得一提。

浅谈《变形记》的“甲虫”意象的选择

卡夫卡在其短篇小说《变形记》中选择了"甲虫"这一荒诞而奇异的意象来表现小人物格里高尔的变形,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压迫下的恶劣处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普遍异化现象。"甲虫"因其深刻的象征寓意而成为了西方变形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在整个西方变形文学系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从可能性与必然性两方面浅析卡夫卡缘何对"甲虫"情有独钟。

乐府学与边塞诗研究的结合与开创——陶成涛《边塞诗的音乐生成》评介

陶成涛《边塞诗的音乐生成》是一部将乐府学研究和边塞诗研究相结合的具有方法论创见的专著。在乐府学研究方面,对鼓吹乐、清商乐、相和歌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得出了鼓吹乐“仪式化”、清商乐“以悲为美”、相和歌“弦乐化”等新结论,对于“赋题法”也提出了符合乐府音乐演奏实际的补充。在边塞诗研究方面,指出了文人出塞并不是创作边塞诗的必要条件,边塞诗是从以横吹曲、“边声”等音乐为主的文艺场域中生成并持续繁荣的。边塞诗生成于音乐,因此,从南朝到唐代边塞诗的生成主要源自音乐感染和音乐想象,并非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在研究方法上,《边塞诗的音乐生成》体现出了对“文学生成”法的初步建树。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往往是人文的、艺术的、间接的,“文学生成”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化、动态化、生态化的演绎法特征,可以重新审视特定文艺场域中的文学现象的微观生成模型和生成路径。

曾经的我们(散文)

旧日的事情总是死而不僵,就像百足的虫子。而怀旧是每个人的天赋,长在身上,怎么都甩不掉。年少轻狂的日子鲜艳而明媚,总是让我想起那些意态飞扬的事物。飘扬的红披风、白马、金刀、炽红的烟头便是一个完整的侠客梦、千古文人永远做不够的美梦。那时候看了几本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