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白鹿原》的可读性

《白鹿原》我是两口气读完的。在等待杂志续载的日子里,我欣喜地发现,自己那种沉睡已久的强烈的审美期待心理又复活了。小说的磁石般的引力使我深信,它一定是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在此,有必要先来界定一下“可读性”这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词。可读性与消遣性虽有相关之处,但它们决不是一回事。消遣性仅仅停留在趣味上,而可读性不但意味着有趣味并且能震撼心灵。它们都能引起审美期待,但可读性所引起的审美期待是强烈的、持久的,而消遣性所引起的审美期待是易逝的、易移的。

《卡门》的梅里美风格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的地位纵然与其作品量不无关系,不过决定的因素乃是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梅里美(1808—1870)一生只写了不足二十个中篇和短篇小说,然而却足以与司汤达、巴尔扎克和雨果相侪偶。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如《马特奥·法尔哥内》、《塔曼果》、《伊尔的美神》、《高龙巴》和《卡门》,是人们公认的艺术精品。

《奥瑟罗》二题

奥瑟罗为什么要扼死苔丝狄蒙娜？伊阿古为什么要陷害奥瑟罗？这是关乎对全剧评价的关键问题。本文就此二题展开论述。

论歌颂性喜剧——以莎士比亚喜剧为例

提起喜剧,人们马上就想到讽刺,殊不知,喜剧不仅可以用来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在我国新文艺的实践中,歌颂性喜剧这一朵鲜花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喜剧艺术形式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本文拟就歌颂性喜剧在喜剧史上的地位、歌颂性喜剧的特征以及歌颂性喜剧中崇高与滑稽间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读长篇历史小说《兰陵天子梁武帝》

长篇历史小说《兰陵天子梁武帝》出版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来是由于这位历史人物本身的魅力，二来是由于这部小说的魅力。借助文学手段将一位有着可歌可泣的经历、有着丰满内心世界和浸润着中华传统文化人格魅力的历史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要求作家具有多方面的功力--驾驭文献资料的功力，驾驭长篇叙事的功力和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可喜的是作者陈慧君教授在这部小说创作中驾轻就熟地展示了她的创作功力。

闪光下的最后一瞥——《麦琪的礼物》的结尾艺术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欧·亨利特别擅长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他总是使自己的作品在结尾处突然发出闪光,让读者在这闪光下作最后一瞥。他自豪地把这种独特的结尾方法称之为“欧·亨利法”。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

写作心理探赜——评郭兆武的《写作心理学》

写作心理探赜——评郭兆武的《写作心理学》薛迪之（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教授）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往往不及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人类对自身心理世界的认识又往往不及对生理的认识。“文无定则”的古训，虽然道出了人的写作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情状，但也未必不是一种...

保卫心灵——评《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

少年跨入青年时代是人生的关键时期,此间,人要脱离母亲的怀抱而投向社会,正象一只即将出窝的小鸟,在窠穴边扑打着羽翼未丰的双翅,瞄准就近的树枝,一跳便飞了出去,而外面的世界在等待着它,既有明媚的春光,也有无情的风雨,说不定还有觅食的老雕。我们所要评论的李凤杰的这本小说,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出窝小鸟般少年的故事。

忧伤中的沉思 ——读李春光的 《黑森林 红森林》

Ⅰ、解题书名很怪,究竟有什么含意?姑且来加以测度。第118页,在叙述问突然跳出三行诗: 森林里有两条路它们都没有尽头我偏偏选择了这一条小路这三行诗使我们想起了一首名诗,那就是意象派诗人弗劳斯特的《没有走的路》。这首诗共有四节,反复咏唱的是:路到森林分两股,一个人只能走一股。关于这首诗,美国的劳·坡林教授讲解说:“我们必须把这次道路的选择解释为生活中各种选择的象征”。小说中的三行诗,可以说是这首诗的缩写,无疑也是人生道路选择的象征。

现实主义在发展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现当代外国文学,至今已走过了将近七十年的路程。在这近七十年中,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间断,而是在向前发展着,形成了既与古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首先,它坚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原则,具有显著的现实性。现当代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风格和流派,现当代作家有这样那样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莎士比亚——“时代的灵魂”

1623年,莎士比亚逝世后的第七年,他的生前好友赫明和康德耳首次把他的剧作编辑成集。在出版时,著名的戏剧家本·琼生为这部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作了题词。在题词中,独具慧眼地指出;莎士比亚“盖过”了“同辈的伙伴”,“可以折服欧罗巴的戏文”,

文学要表现时代精神——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宝贵启示

打倒“四人帮”三年来,我国文学劫后重生,新机焕发,在广大读者中激起了历史上少见的巨大反响。人民视文学为自己的心声,文学视人民为唯一知己。声息相通,感情互励,人民群众的思绪和三年来的文学浪潮紧密相连。每当一部好作品问世,哪怕仅仅是一首小诗,都要兴起社会情绪的波动。读者与观众奔走相告,家传户诵,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发生着强烈的共鸣。是什么东西赋予当前的文学创作以这样的魅力呢? 我们的回答是,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试论《李自成》中“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运用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就给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工作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认真总结作家、艺术家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经验,努力研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美学特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开拓道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小说第二卷的创作,处在“四人邦”疯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艰难岁月,却能不受其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坚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确乎难能可贵。我们有必要就这部尚未完成的小说,对“两结合”创作方法,进行学习和研究。

试论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学习札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围绕着历史剧《济金根》而展开的论战,实质上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在文艺理论上的一次重大斗争。拉萨尔在剧本序言里故意贬低莎士比亚而抬高席勒,实际上是否定唯物主义的文艺观而鼓吹唯心主义的创作原则。针对这种“美学信念”和创作倾向,马克思首先批评说:“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①。恩格斯继而指出:“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