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一个侧面——它和日本文学的关系

中国小说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自然用不着我多说,在这里我只是指出一个与此有关的事实,对此我很久以来就感到奇怪了,就是:秋水园主人的《小说字汇》(天明甲辰即公元1784年作序,宽政三年即公元1791年出版)引用的书目中,竟然一点儿也看不到和它齐名的中国怪异文学杰作《聊斋志异》的影响。当然,江户时朝的传奇作品很多,大部分没有再版,对它们的调查工作目前近几乎无法进行,因此,现在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其中丝毫也没有《聊斋志异》的影响。《源氏物语评释》的作者萩原广道(公元1813～1863年)翻译才子佳人小说名著《好逑传》的手稿才公开于世的情况。

《聊斋志异》研究序说——论蒲松龄的创作心态

一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继承中国笔记小说传统的文言小说中,自是短篇小说之佼佼者。那奇妙的文学描绘和灿烂的文采所喷发出来的艺术芬芳,是同类小说中所找不到的。因此,关于作者蒲松龄写作此书的态度问题,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颇为引人注目。而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历来众说纷纭,在日本也不例外。分析各家之说即可发现,虽然言人人殊,但在以下这一点却都没有异议:作者是在某种动机的指导下从事本书写作的。而且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其目的乃在劝善惩恶。桔朴氏在其所著《聊斋志异之研究》(载《道教和神话传说》一书)中认为,促使蒲松龄把笔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因对“百姓仅盼最起码的安居乐业,却因当时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无法达到”这一点极为愤慨,另一方面,他又对“百姓愚昧,只知追求眼前的肉体官能的满足,却没有意识到应改变现状,实现自己和社会的和平幸福”这一点很感慨。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与其说是来自《聊斋志异》的各篇故事,莫如说建立在各篇末尾所附“异史氏曰”中作者本身的议论以及《聊斋自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