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修订契机下对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的法律回应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BR)对破产指标进行了较大改变,值得我国破产法修订工作予以吸收借鉴。针对我国现行法潜在的扣分点而言,BR的评估内容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在破产程序的启动、清算、重整方面,我国破产法缺少对管理层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义务的规定,需要针对企业濒临破产的界定以及义务履行的具体方式这两个问题进行制度构建。我国庭外重组规则仅存在于政策层面,需要在制度层面与庭内重整规则形成有效衔接。此外,管理人申述权不能仅局限于债权人申请更换的情形下,在法院依职权更换的情形下也应当赋予管理人申述权。第二,在债务人资产控制方面,我国破产法尚未对中止程序的例外情形进行规定。在获得信贷及优先性问题上,现行法可以允许新债权人在旧担保债权人的受益范围内获得优先权,以此平衡旧债权人、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第三,在特别程序方面,BR考察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和跨境破产程序。对于前者,现行法并无规定,需要从适用条件、程序转化和债务解除三个角度进行制度构建。关于后者,我国司法实践已有积极探索,立法层面却仅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规则,需要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相关内容。BR的破产指标可以让研究者事先比对,寻找我国潜在的扣分点,并借助我国破产法修订之契机予以完善,进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得分和排名,为企业营造具有获得感的法律环境。

劳动者辞职预告期的法律性质辨析

对于我国《劳动法》和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辞职预告期的法律性质,存在"程序说"和"条件说"的不同解读。"程序说"认为劳动者预告解除权生效不以预告期满为必要,但这既不利于实现预告期的主要功能,在法理上存在缺陷,也不能为现行法的正当性提供充分的解释依据。"条件说"认为预告期是劳动者预告解除权的生效条件,即辞职预告期是预告解除权所附的法定始期。现有著述对"条件说"内涵的揭示尚不充分,既会导致对"条件说"本身的误解,也无法克服"程序说"的缺陷,故需对"条件说"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以彻底克服"程序说"缺陷。"条件说"除了蕴含预告期是预告解除权的生效条件这一法律效果之外,还蕴含预告期内劳动者违法提前解除应承担赔偿责任、预告期内用人单位同意解除的性质是自助行为、预告期内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议撤回预告解除权等三项法律效果。以"条件说"为依据,可以对实践中出现的约定延长预告期的争议的解决,从现行法中找到恰当的适用规则。

论公共信用治理下信息的共享开放

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工作与共享开放之间一直存在着依据存疑、动力匮乏和标准不一等制度衔接问题。法理层面,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开放能够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升跨部门资源整合能力、推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升级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社会治理;法律控制层面,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开放必须遵循“把公民基本权利放在首位”的原则,通过类别化处理信用信息、夯实各部门责任、培育要素市场等方法,构建和完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开放制度。

论被遗忘权融入社会信用体系

从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印发,到社会信用方面的立法项目被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从无到有,逐步得以建立。社会信用信息本质上是带有公共属性的个人信息,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的议题逐渐延伸至社会信用领域。在充斥信息大数据的当代,出于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被遗忘权十分契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语境,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全提供法理和逻辑的支撑。此外,由于我国社会信用采用的是地方立法先行的模式,我们在分析得出被遗忘权意义的基础上,还需要从立法论的角度整合和分析现存各地社会信用法规、规章,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退出机制,并为将来中央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制度的理论探析

公共信用信息是公共信用体系的核心要素,而信用信息归集是建立信用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制度陷于信息归集的边界不清晰这一困境。从“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益”这个角度出发,借鉴两分法的信义关系来分析公权力机关对信息主体所负有的义务,并围绕公共信用信息的属性和价值展开讨论,通过贯彻最小够用原则和健全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来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制度的构建夯实理论基础。

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论娱乐欺诈下对娱乐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构想

娱乐产业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领域,有其特殊性存在。娱乐产业固有的特殊性所引发的可归责性不明晰和损失赔偿难以量化等障碍,容易使娱乐消费者遭受娱乐欺诈,并导致其难以维权。通过价值选择、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填平规则的运用,可以初步构建娱乐消费者的保护机制,为娱乐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法治化的基础。

论信用治理中的教育功能

在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模式下,我国信用治理缺乏教育功能,这与信用治理的初衷相悖。古今中外,教育功能在信用治理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制度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转变,信用治理中的教育功能逐步失灵,社会的整体信任感较低并处于持续下滑阶段,经济社会治理面临重大阻碍。教育功能与信用治理的底层逻辑相互契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能对信用治理的本质进行及时溯清,也是对“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有力回应。教育功能在信用治理中的缺失亟待填补,立法者应当充分认识信用治理的核心要义,挖掘并放大教育功能的作用,提升信用治理的实效。

证券虚假陈述案中中介机构责后追偿问题研究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明确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后享有追偿权的同时,也进一步将《证券法》第85、163条所称的“过错”区分为故意及过失两种情形,试图与《九民纪要》《审计侵权规定》《债券纪要》等文件中对责任承担与主观状态相匹配的要求相呼应。依据“权责一致”“过罚得当”的责任承担要求,司法实践中虽将《民法典》第178条分化出比例连带责任这一特殊类型,但其并非是最终责任的判定,无法解决内部责任的划分问题。比例的效力仅对外、不对内在满足《证券法》第85、163条关于连带责任要求的同时,又作出区别于传统的以全部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定,可以避免按份责任制度被架空。此外,中介机构追偿权的行使需要充分尊重委托人的独立法人地位,明确中介机构是否在对内关系上属于共同侵权人,并结合司法实践将主观状态的过失进一步细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市场化背景下债券违约问题解构及其处置机制研究

自2014年以来我国债券违约逐步出现,原有的刚性兑付也逐步被打破。在债券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债券违约又出现了国企违约增多这一新情况。学界通过从债券市场化的必要性和违约刚兑带来的弊端进行双向分析,得出必须要坚持债券市场化这一道路,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违约刚兑背后所蕴含的利益和我国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转型遇到瓶颈期的当下,为了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政府信用,我们必须稳步推进债券市场化,而不能一蹴而就。在坚持市场化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法规层面提升治理能力和合规能力、统一标准和区分对待相结合来处理各类债券,以及发挥受托管理人作用来前移债券违约风险等方式,来完善我国债券违约处置机制。

电子汇票期前提示的积极效力延伸问题探究——兼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59条

随着2009年《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出台和ECDS正式投入运营,电子汇票作为现代企业间结算的一种金融工具在我国应运而生。由于当时我国相关票据制度存在阶段性和固有的滞后性,立法技术也存在瑕疵,使得《管理办法》第59条产生了歧义,并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电子汇票持票人在期前提示情况下所产生的积极效力是否具有延伸性这个问题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定。结合法理,对付款请求权、追索权和期前提示行为所蕴含的意义进行分析,运用方法论对司法判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让案件的论据说理符合法律体系,使得期前提示积极效力的延伸性问题得到建设性的指引。

中新股东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保护少数投资者"是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估的十大指标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排名全球领先,营商便利度在《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总排名世界第二,其制度做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近年来大幅提升,但在具体制度上仍有许多不足。围绕世行问卷给出的案例,从股东诉讼制度角度出发,对中新两国作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不论是派生诉讼还是直接诉讼的规定都过于概括性,许多制度不健全,甚至少于判例法国家,投资者保护在股东诉讼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比例原则融入失信惩戒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其中强调要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①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中各系统、各规范之间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

独立董事如何发挥监督作用?

独立董事制度的由来。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中国在上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独立董事并在本世纪逐步得到发展。美国的公司为“一元制”,董事会既是决策机构也是监督机构,中国的公司为“二元制”,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和监督的权力。

娱乐法视阈下解构青少年新型娱乐产业的知识产权纠纷

从青少年热衷的自媒体到未来可期的万物互联,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给新型娱乐产业带来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娱乐产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娱乐法的有效规制,娱乐法的正确指引同样也能积极作用于娱乐产业。现阶段,我国娱乐产业十分依赖于国家公权力对私主体的规制,私力救济还比较薄弱,伴随着自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积极投身于新型娱乐产业之中,法律纠纷也会越来越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知识产权纠纷。以短视频、混剪中常见的版权纠纷和自媒体商标抢注为代表的商标纠纷是我国娱乐产业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通过方法论来厘清和解构法律关系并给出相应的路径指引或进行一定的构想,来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我国娱乐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