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可耕土地的充分开垦，水利田的普遍建成，集约农业经营方式的成熟和完善，全国性粮食基地地位的确立，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都标志着太湖流域农业全面而长足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繁荣创造了条件，使太湖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在南宋一跃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为明清乃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初基。

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将文学艺术的转型置于唐宋变革的历史场景中作总体性审视,真切地勾画出这一转型从萌蘖到勃发的历时性演变,并深刻揭示这种演变的社会性动因。这一新视野有助于结合文学艺术的固有特点,从体裁形式、受众对象、传播形态、核心精神、题材内容等层面,全面探讨唐宋变革为文学艺术的转型所带来的新形式、新内容、新元素与新理念,进而深入思考这一转型的过程性、迟滞性、差异性及其对周边政权的辐射性。

春秋县制新探

中国历史上,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事情,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政策的继续。但县制的产生还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对此,前人已有研究,作了论断。本文试图对旧说中一些观点略作辨正,以就教于史学界。一、春秋史料中“县”之涵义。在有关春秋史料中,“县”以名词出现时,多与典制有关。稍予辨析,可知“县”一词具有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涵义: 第一种涵义指县鄙。周初封建(本文“封建”一词均指裂土分封的意义),就每一封国而言,“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国语·齐语》韦昭注),“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国语·楚语》)。从《国语·齐语》所载管仲“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说法及其为齐国规划国鄙制度的史实,可以推断,凡国以外地区都是鄙,国指封国的国都。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宋代立国以来,君权与相权之间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衡格局。在熙宁新法的历史变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亲自授予并由王安石实际运作的"非常相权",是导致这一制衡格局开始欹侧的第一推力,而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类制度外的组织则成为"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宋神宗个性"好大喜功",王安石为人"自信太厚",他们都主张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革,以期国家一劳永逸地走上正轨。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更兼旧党元老的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就毫不迟疑地对其理想的宰相赋以"非常相权"。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得君行道"却横遭阻力时,"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他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持有异见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蔡京效法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起,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侂胄、史弥远,直到宋季贾似道,权相专政竟成为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

论吕思勉的宋史观

本文通过对吕思勉相关著述的全面梳理,围绕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型、宋朝面对的民族大格局、宋朝立国制度、王安石变法、以宋学为核心的宋代文化等重大问题,努力勾勒出他的宋史观。吕思勉对宋史的基本观点,与二十世纪其他著名史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他的宋史观理应引起后人的重视。

宋代太湖地区的人文风气与教育事业

两宋时期,随着太湖地区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升,文化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间藏书与书院建设蔚然成风,地区教育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刺激了科举录取率的增长,所有这些反过来促使这一地区的人文素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试论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

试论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虞云国宋代中枢权力结构中的监察功能主要是由台谏系统承担的，其运行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封建统治的稳固与否和官僚行政的效率高低。因而，有效地对其进行监控，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保证其正常运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对台谏系统的监...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元代杨家将杂剧所见之民众思想

自北宋以来,经久不衰的杨家将传说蕴含了下层民众丰富而复杂的价值观念,而元代的杨家将杂剧在其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序位。本文通过对现存五部元代杨家将杂剧的解读,对当时下层民众的遗民心态、名节观念、忠孝伦理与政治理想进行了分析与归纳,也是重写宋元之际民众思想史的一种尝试。

胡三省宋史观探微

胡三省以《通鉴注》跻身于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之列。身历宋元易代的大变局,他对宋代兴亡史寄托着特别的关注。对此,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已有所抉发,但限于著述体例,未将与宋代史事有关的胡注全部纳入其视野。在《通鉴注》里,胡三省以一个爱国史家的良知与睿智,对两宋大格局、北宋统一与宋朝制度、南宋政局与历史走向等重大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的宋史观,虽因注释体例,略失于支离,但仍富有启发意义。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黄仁宇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证诸宋夏金元时期其言诚是。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从军事上的征战攻杀去把握，其内涵丰富、

对王安石县政思想的历史思考

王安石的鄞县之政对其后政治活动（尤其变法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其改革蓝图是以其地方从政的全部经历作为基础的。王安石的县政治理思想立足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根本大计,强调遴选合格的地方长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呼吁地方长官必须以人为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主张对优秀县令应该＂久于其官＂而＂得行其意＂,不宜动辄迁调与频繁折腾;认为＂导利去害＂是县政治理的总目标。王安石的县政思想可以成为当代县政治理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借鉴。但在中国古代君主官僚体制下,如何解决君主委托制与县官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确保地方治理的长治久安,从柳宗元到王安石再到朱熹,一再重复县官＂得其人＂的应对之策。本文有鉴于此,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当代县政建设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唐宋时期“观察使”职权的演变

观察使,全称"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别称"廉车正任"、"廉使"、"廉察"等,是唐代中后期出现的道一级行政长官。安史之乱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内地增置节度使,在军事地区,观察使和节度使多由一人兼任。这种军事职权与行政监察职权的合并,成为藩镇出现的一个重要诱因。唐后期全国分为四十余道。

施蛰存遗札与《金石百詠》及其他

马成名在《我与施蛰存先生的交往》(2019年8月23日《文汇报·文汇学人》)里公布了施先生当年托其物色金石碑拓的函件,侧面钩沉了施著《金石百詠》(下称《百詠》)的成书背景,彰显了前辈学者在非常时期执着学术的坚韧追求。全文读罢,记起数年前为业师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下称《事辑》)时,也曾获睹他致程应镠(笔名流金)先生书函一通,同样事关《百詠》,不妨披露,聊资谈助。其函全文如下:应镠兄.

入梦音容有旧知——流金师与徐中玉先生的患难之交

徐中玉先生去世,纪念文章络绎不绝。我仅听过他一次讲座,那是1970年代末他应邀来上海师院讲中国古代文论。这篇小文仅据我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所见材料,为两位师辈的深挚交谊留下片断光影。一徐中玉先生忆及他与流金师的订交:我们相识得很晚,那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当时我从青岛复校后的山东大学被迫回上海,写作以度日。应镠则在上海师专任教。

一部记录改革开放的信史——评《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

在史学范畴里,40年属于中时段。对一个人来说,若从成人算起,40年恰与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精华时段相契合;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一中时段也足以审视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这是我翻开《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以下简称《四十年》)时最先的浮想。正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因为那是一个使中国由特殊时期回归正常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