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

政策衔接作为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是不同政策间相互连接和协调的政策过程,旨在确保关联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呈现结果与行动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特征。在现实场景中,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公共政策常常面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冲突,导致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工具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难题。为了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能,在多重任务导向下,政策衔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首先,在政策衔接功能上,关联政策的目标弥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工具组合使用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手段的合理性、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资源的匹配度。其次,在政策衔接过程上,通过政策转译实现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延展政策的情境适用性;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与同层级政策的衔接,提高政策的系统整合性;新政策通过政策接续实现与旧政策的衔接,增强政策更迭的稳定性。最后,在政策衔接的结构保障上,为消除治理结构中的不利干扰,采取赋能正向行动的可行性建构,提升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策的合意性与稳定性;借助程序与结果的合法性建构,确保政策衔接过程符合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衔接结果获得内部认同和社会认同,避免政策制定者的偏离行为破坏政策有效性。总之,政策衔接的三种样态及其相互交叠,有助于缓和科层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张力、缓和专业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张力、缝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裂隙,共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时间命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吸纳与增效:志愿服务有效供给何以可能

志愿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公共福利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缺陷。随着公众志愿服务伦理的转变,志愿服务形式与内容日益多元化,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呈现供给过剩与不足的双重困境。尽管有较完善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志愿服务供给低效和失效问题始终存在,如何通过制度、组织和利益吸纳,运用文化和技术在不同组织结构体系中嵌入志愿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吸纳治理机制、多元嵌入机制与合作共生机制通过志愿服务的集体行动,实现价值耦合与理性供给志愿服务,从而达成志愿服务吸纳增效之目的,提升供给有效性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与驱动逻辑——基于“红茶议事会”的案例研究

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协商民主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基于基层协商民主功能价值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属性特征的耦合性,以“红茶议事会”为典型个案提炼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与驱动逻辑。研究发现,在党建引领的统领逻辑、技术赋能的效率逻辑以及制度规范的秩序逻辑叠加驱动下,基层协商民主通过议程设置的联结机制、民主协商的沟通机制、决策转化的整合机制、追踪评估的反馈机制等过程形塑机制促进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激活、共识凝结、行动协同、意义建构,既有助于满足社会治理共同体存续的功能要求,也紧密了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转的主体结构关联。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实质是一种“事件团结”,摆脱了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二元对立范式,提供了重建社会团结的中间路径。

基于手机加速度传感器的人体行为识别

提出一种依据手机内置三维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的人体日常行为数据来进行识别分类的方法。该方法对采集的原始加速度数据进行预处理,从水平和垂直方向提取多种统计特征,包括标准差、四分位差、信号幅度、偏度、峰度和相关系数等,由支持向量机分类器进行分类识别,可识别手机携带者站立、走路、跑步、上楼和下楼5种动作。通过对比分析实验结果,对不同实验者的平均识别正确率达到87.17%,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农地“三权分离”下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研究

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农地"两权分置"的政策创新收益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减少,模糊性的法律法规使得农村因土地问题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呈持续上升趋势。制度的顶层设计者根据农地制度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三权分离"构想,以此形成权责明确的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体制,促进农村社会由管理向治理转变。但在农地产权不清晰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依法、依理和依约治理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但也陷入相当的困境。应刚性化农民土地权利,建立以权利约束权力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加快农地确权颁证,确立以清晰产权取代模糊产权的制度保障;探索改革村两委的治理结构,提升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健全多元合作机制等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等路径,以维护农村及全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订单农业契约风险形成机理及外部性分析

订单农业的契约风险既有事前的逆向选择原因,也有事中的逆向选择和非合作博弈取向因素,同时也有企业社会责任心的缺失和集体作弊等原因。文章认为,有必要通过创新订单农业运行机制,建立契约风险"第三者责任险"制度和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增强订单农业契约的稳定性,降低契约风险,促进订单农业良性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衍变历程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土地制度关乎国计民生,土地流转是今后一个时期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以内化融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结构观与制度观维度作为理论基础,将土地流转政策放在较长远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从政策演进解读土地流转政策变迁是研究该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从“萌芽封禁”期到“两权分离”期再到“三权分置”期,土地流转政策的演进逻辑是制度时差的克服、理性因素的诱导和土地效率的追求。聚焦当前阶段土地流转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优化土地流转政策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即宣传政策提高认知水平、培育主体构建立体模型、规范流程助推市场良性、摆正角色健全保障监管。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选择逻辑——基于15个省份15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地方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方面的公共选择决定其能力提升可能获得的支持性举措。研究依托2013年至2020年我国15个省份的120份政府工作报告及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的30份政策文件,从内容、时间和空间维度解析农村社区治理能力中的政府选择,可以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财税支持和产业扶持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所下降,法治建设、行政制度改革、考核与激励等价值理性工具提及的频率均有所上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方式上的转变,即逐渐减轻对物质工具的依赖,愈加重视制度理性的作用。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困境研究

从治理模式来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践中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不兼容的现象,导致部分基层政府较强的公共性与自主性和居民的弱公共性与弱自主性,农村社区治理面临双重治理困境。破解此困境,首先要转变理念,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理念的有机融合;其次要将技术驱动作为突破口,增强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现代性;最后要培育相关主体,重塑基层政府、社区和农村居民的公共性与自主性。

基于片上网络多处理器QoS研究与设计

在研究片上网络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提出面向多处理器的64核片上网络结构。IP单元产生不同类型的数据包,网络提供优先级别服务,以保证高优先级数据包的低延时需要。性能统计结果表明,该模型对多处理器之间不同类型的数据包通信均满足服务质量要求。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

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是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体系融合的结果,核心在于能力和资源的集成整合。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基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多重竞争性逻辑,通过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并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横向与纵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促使乡村治理组织的职能属性更加清晰、权责配置更加明确、资源统筹能力更强。两个村庄治理体系一体化的路径表明,整体性治理理念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过程,而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体化实践的基本保障,只有具备上述两个关键条件,才能在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人才短缺与治理结构失衡以及多个治理体系间缺乏兼容所带来的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和应对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有必要依托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社区,实现对所有人群管理与服务的全覆盖。城乡社区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有整合居民利益诉求、维护社区公共安全、推进居民民主自治、化解社会风险等,但上述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受到社区社会管理价值取向、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有必要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实施社会管理的制度性规范体系、多途径矛盾纠纷调处联动机制,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地方政府农业供给侧改革风险防范责任的制度分析框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均会带来衍生风险,当其与农业固有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叠加后甚至有可能放大改革风险,因此,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防范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地方政府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存在的风险类型与多层次责任,以及目前改革风险防范中的政府责任缺失及原因的剖析,阐明了构建地方政府农业供给侧改革风险防范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理论必要性,并对该框架中的外部变量与行动者舞台及互动关系进行了解释,从而说明了地方政府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防范中可以恰当地选择其应承担的主体责任。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变迁特征研究

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非均等化供给和公众要求均等化供给需求的增加,促使了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经历了非均等化到均等化的制度变迁历程,但受到公众收入水平、偏好与政治民主程度等需求因素的影响,以及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和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净利益等制度供给因素的影响,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变迁历程呈现渐进性的特点,同时由于受到自我强化机制等的影响而产生路径依赖,又使变迁历程呈现非连续性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变迁的背景,厘清其变迁历程与特性,从而有利于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未来的制度供给与需求相适应。

基于自适应滤波的语音增强和噪声消除

语音增强的主要目标是从带噪语音信号中提取尽可能纯净的原始语音。文中介绍了一种基于自适应滤波进行语音增强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多用了1个参考噪声作为辅助输入,从而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关于噪声的信息,因而能得到更好的降噪效果。通过计算机上的模拟处理,处理后的语音信号较原噪声语音信号显著地提高了信噪比,同时能有效地改善语音可懂度。

西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困境研究

西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落实,对盘活西藏农村土地要素、增加农牧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西藏自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土地权属惯性、宗教信仰等决定了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在执行时存在诸多困境,甚至会导致政策失灵、无效率和风险等,对此,自治区政府需要着力建立健全制度体系间的衔接机制,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体系与市场体系等,消除利益相关者对"三权分置"政策的疑虑,减轻政策执行的阻滞,为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多元保障。

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障碍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中农民权利受损已成为诱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困境、土地产权困境致使社会管理出现了公共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匮乏、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增加了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农地流转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农村及全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区域经济发展视角:地方政府行为悖论研究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但地方政府因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产生计划与市场、区域间合作与竞争、可持续发展与短期收益等政府行为上的一些悖论。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有限理性、激励约束机制、囚徒困境等方面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行为悖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重塑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等措施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西藏农地金融化的基础条件与实现路径研究

西藏农牧民有较高的农地流转意愿,但农地经营权抵押业务量非常小,难以满足西藏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论地租理论、金融结构理论,还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较为充分的地方实践均表明,西藏已经具备了农地金融化的建构基础。然而由于农地确权难、传统金融机构的制度惯性、政策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等造成了西藏农地金融化的现实困境。对此,要加快完成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组建政策性金融平台、制定农地金融支持政策和建立农地金融风险防范制度等构成了西藏农地金融化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