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营商环境距离提升了跨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吗?——双向研发与华人移民网络视角

新兴经济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投资合法性的现实挑战,造成海外子公司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程度偏低。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母公司国内国际双向研发视角研究营商环境距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讨论移民网络及其异质性特征对营商环境距离和母公司双向研发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距离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即差异化的营商环境更利于撬动海外子公司的逆向技术溢出;母公司吸收能力与研发国际化能力在营商环境距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移民网络能够增强营商环境距离和企业双向研发的关系,且高技能移民网络的强化效应更显著。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从社会网络视角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首先从成长性、融入性、联通性、传承性四个维度构念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通过对225名华侨华人和当地族裔发放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初步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效度;然后发放379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在四维度构念最优;最后,通过对155家中国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进一步研究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财富流失测算及经济分析

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与财富流失加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厘清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动因的同时,手工整理我国内地海外移民数据,统计2008—2020年我国内地移民海外或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高净值人群的数量规模,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移民财富流失金额。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通过投资移民、移民移居或海外资产配置所产生的财富流失金额高达14.91万亿元;2008—2020年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带来的个人所得税流失金额共约1.2万亿元。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导致个人所得税流失,拉大贫富差距;冲击外汇体制,危及经济安全;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退籍税制度;提高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水平;完善高层次海外华侨华人回流机制;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立高净值人群信息档案;搭建国内高净值人群与海外华商“双向赋能”合作平台。

华侨华人网络、企业战略激进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规模显著提升,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网络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基于社会网络和战略匹配理论,考察华侨华人网络影响我国企业OFDI的理论机制,并构造华侨华人网络中心性指标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华侨华人网络会通过提高中国跨国企业战略激进度来促进企业OFDI。并且,管理者自信会强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的关系。此外,当投资东道国为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处于非儒家文化圈或为发达经济体,以及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时,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我国应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网络优势,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域选择

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投资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给出当前我国海外投资的产业与区域组合策略,并对防范投资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措施。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公司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理论上虽然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这一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且有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见解,但至今公司治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实践上,世界各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模式的制度安排上差异显著,且不同模式各有所长,整体上无优劣之分。因此,研究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紧迫。

基于AHP法和熵权法的企业管理熵流值计算

熵是企业系统的状态函数。作为企业系统复杂性程度的度量而存在的熵值反映了企业综合绩效的优劣。本文构建了企业管理熵流值计算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来确各项指标的权重,并通过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2010年的数据来验证计算过程,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各指标对企业系统发展状况影响程度,评价企业的综合绩效。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与主体分析

由于制度安排不当及投资主体错位,我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宏观与微观绩效偏低,从市场体制背景、政策制度因素与民营企业自身综合优势等方面的分析表明: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以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基础,选取1988~2008年度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判定得出福建省目前处于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并解释成因,依据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发展规律建立模型预测＂十二五＂发展趋势,最后就促进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顺利进行阶段转移升级给出建议对策。

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OFDI空间格局

选用2003—2013年中国企业OFDI的面板数据,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考察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海外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展开OFDI活动;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产生正向作用,企业更倾向于高层次伙伴关系的东道国OFDI。此外,研究发现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是造成我国OFDI企业外来者劣势的重要因素,在OFDI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距离因素的负向影响。实证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格局。

基于熵视角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判定研究

运用熵理论描绘一个完整企业生命周期的熵曲线的特征,阐述总管理熵流值、平均管理熵流值和边际管理熵流值相互之间的关系,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判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并对企业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熵描述。

虚拟企业组织管理与技术研究评述

从组织管理与技术层面两个角度考察了国内虚拟企业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述,并对虚拟企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作了分析与评论。

福建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内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选取1988-2008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现状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对福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与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对福建产业发展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数据分析表明:在投资效应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使产值发生的变动略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成效后来者居上,可能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投资的产业更具针对性,传导效应更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发展尤其显著。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福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

由于我国海外投资保护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政府支持体系尚不健全,因此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因此,要加快境外投资立法,完善海外投资保护保险制度,构建投资风险预警体系识别和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的协调机制。

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台商直接投资对大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台商直接投资区位与GDP、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等呈正相关,与经济距离、FDI存量等呈负相关,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FDI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吸收能力的视角

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将区域吸收能力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选取1985-2011年26年的数据,通过平稳性、协整等相关检验发现,FDI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吸收能力整体上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对FDI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技术创新能力对FDI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针对检验实证提出继续扩大FDI的规模并提升其质量、优化FDI在三大产业或各行业的分布、加快提升福建区域吸收能力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