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来道学人士的心疾问题

宋以来道学人士罹患心疾的病发比率总体不高,史料中保存的若干病例多由个人原因造成。不过,由于程朱学重"思",宋明道学家"因思致疾"的现象着实较多,连朱熹、王阳明这样的一派宗师也不能免。道学苦思道德心性与命理等议题,穷深极奥且概念纠缠、莫衷一是,由此造成了普遍性的精神压力,是乃哲学形上学运思的副产品。明代心学惩朱学流弊而起,于心疾防治有独特贡献。阳明良知学以"不学不虑"为教,号称简易直截,其用意之一就是解放义理思索之苦;泰州学派颜钧于南昌张榜"急救心火",则已发展为专门的心疾(精神疾病)治疗活动。以此回观,可以发现:程颐、朱熹其实已明了心疾之非,认为心疾终非圣贤气象,程朱所谓"善其思"及澄怀静坐等操练法门,实际上已经是在针对难以放弃读书致知任务的道学人士,指点可常态化的心疾防范之道。

道学“思”的传统——从洛学到闽学

宋代道学(理学)内部存在一个独特的小传统——思的传统。它滥觞于程颐,经杨时、罗从彦、李侗,至朱熹然后大显。此传统实荦荦可观,是对程朱理性精神的明证,更是对道南学派唯知求中于"思虑未萌之际"认识的否定。道学之思因思的自觉,以及相关的工夫论阐发,继承并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抽象思维。

颜钧:中国最早的专业心理医生

明代中期,江西永新县人颜钧在南昌开馆"急救心火",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心理"医生。他的心理咨询和矫正活动追随者甚众,其突出事迹是三次治愈了名人罗汝芳的心疾,罗汝芳长期伴有严重的焦虑、抑郁症状。颜钧的治疗哲学,劝导人从思虑和嗜欲中解放出来,回到本心,获得快乐,其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为了矫治人心,颜钧运用宣讲、谈话、静坐等多种固定手段与技术。颜钧的成就,根植于宋明理学的进展,是对阳明心学的社会功能进行积极应用的产物,同时也缘于明代科举残酷、士人精神状态不佳的特殊背景。

高校国学课程的多寡与儒释道比重调查

所抽取的七所大学的样本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已普遍开设国学或传统文化普及课程。但开课数量较少,多数院校往往限于一两门公共基础课甚至公共选修课。其教学内容,无论弱校强校,儒家文化是重点,道家次之,佛家最少。对此,四大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分别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政治需求、德育教育目标、国际通识教育潮流、古典主义思潮。此外,继续教育部门的国学普及教育,由于另有社会大众的需求在起作用,儒学就相对没那么突出。

武夷山名义考

武夷之名始于汉武帝时期,"武夷山"之所指历代都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乃九曲溪贯穿而过的一片秀美峰岩。因境内名山之故,崇安县自宋代建县,已有"武夷乡"政区名。近代地理学发展,上世纪30年代始有武夷山脉命名,武夷山所指范围扩大,也导致名称的多义甚至歧义。1956年江西铅山诞生第一个武夷山地名"武夷山垦殖场",1998年改为武夷山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成为跨省地名,但地块分割,各有所属。

儒家公益的一个家族样本——古代武夷山仁义衷氏

儒家强调济世利民,这种精神的一大表现就是民间传统的公益慈善行为。作为朱子理学摇篮的闽北地区,这种精神深入人心。世居武夷山(旧崇安县)的衷姓家族,从五代至清末,没有出过名公钜卿,却代代有读书士子行孔孟仁义之道于乡里。他们或能亲爱乡邻,或能兴起集体公益事业,各为力所能及之事,粲然可观,可视为奉行儒家公益慈善传统的一个地方家族样本。

作为乡绅的朱熹

朱子在外做"官"短,在乡做"绅"长。他扎根福建农村,蛰居武夷山中,是一名杰出的乡绅。从18岁举建州乡贡算起,朱子做了45年的乡绅,并可划为四期。乡居时光带来思想学术活动的爆发:第一乡绅期达20年,已奠定朱子六子之学与四书之学的规模;后三期除对前期思考不断润色提升,又拓展到蒙学、礼学等领域。直接面向乡民的典型的乡绅活动,显著的是在乡里示范、提倡礼教,以及五夫社仓事件:关于前者,他恭敬持身,躬行"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乡约信条;关于后者,他以开创性的魄力普惠民生,践行乡绅慈善事业。

论朱熹的“理”——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义

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文为人们提供了从神学角度认识朱熹理学的样本。以之为出发,通过进一步分析理气关系、理之动静、已发未发、即物穷理等理学议题或命题,得到"理"同基督教的"神"之间的近似以及少许差异。特别地,通过界定"未发之理"并阐发其绝对静止与完满的内涵,不但申明了"理"的形而上本体地位,更勾勒出其信仰特征。

鉴史与敬古——《甘肃通史·宋夏金元》编辑思考

修史功大,不仅在于以史为鉴的功用性,更是对中华民族修史传统的直接继承,是记录古人业绩、彰显优秀精神的必然需要。《甘肃通史.宋夏金元》记述了甘肃地区从10世纪到14世纪的历史,内容丰富,结构严密,显示了宋夏金元时期甘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经济文化多元发展、民族融合的区域性共性。这段历史对当代甘肃而言具有多重反思意义。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君子之党与一党政制

一、以君子党为独一的党孔子依据品性将成年人分出'君子'与'小人',贵君子而贱小人,几千年来这种观念已深入国入之心。成年人是政治动物,故将君子小人之分用于有党的政治,不难得出'君子党'与'小入党'的概念。笔者旅居香港数年,常见香港议会斗争中各党派互以'小人'斥骂对方,而自居'君子';虽或不敢径称自己为君子,但无不宣称'为民请命',俨然士君子模样。他们之为君子,是真是伪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君子文化在当代政治是有生命力的。

朱子死亡哲学的四条要义

现代研究朱子生死观或死亡哲学的论著不多,所知有日本学者福田殖1993年发表的《朱熹的生死观》[1],方旭东2007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生死关切》等。[2]大体都是单篇,无专书。实际上,朱子的生死观并无多少特殊之处,朱子以继承孔孟道统自任,他的生死观基本就是全体儒家的生死观。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的宗教问题

一宗教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通俗文艺不会放过这座宝藏。华语荧屏之展示宗教文化,集中于古装戏。细数之,1985年香港亚视《八仙过海》、86年大陆央视《西游记》、92年台湾台视《新白娘子传奇》,当然还有85年的《济公》,都是万人空巷,它们或道或佛,或兼而有之,仿佛在二十年前成就了宗教题材影视剧的黄金期。此后,广受欢迎的同类作品就难得一见了。最近十年,我们在大堆的庸俗、

莱布尼茨的实体全息说及其多种论证

本文以现代之全息概念,提炼整理莱布尼茨的每个实体(substance)感知一切宇宙信息的思想,展现莱布尼茨以动态而无形实体(即单子)为主体的全息观的特点。鉴于莱布尼茨从不同语境都得到过实体全息说,本文归而类之,依次从力学、逻辑学、神学三种途径论证这种思想。

儒家集会中合唱诗歌的传统

中国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合唱传统,在雅文化界内,以歌唱《诗经》之《风》《雅》内容为多。儒家原典如《仪礼》,规定了燕礼、乡饮酒礼须有"登歌(或叫升歌)"仪式,由多位盲人歌工登堂合唱。登歌之仪,历朝皆行之,而人数不一。至宋代,道学家如朱熹等,都是音乐爱好者和乐教的推行者。在他们的推动下,道学家讲学圈子内演化出两种形式的诗歌合唱:师友之众乐游山水之际,兴之所至,同声歌诗;书院祭祀、讲学活动中固定化的合唱仪式,属于道学书院之礼的一部分,此种合唱至明末,在书院中已极为普遍。

儒者如何面对爱子之殇:朱子与杨亿的比较

朱子(1130-1200)和杨亿(974-1020),都是宋代建州人,一以道学流芳,一以文学名世。二人同被赐谥"文",后世称朱文公、杨文公。谥法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两位文公都离不开"道德博闻"一条,惟朱氏众所周知是二者兼备,杨氏则尤以"博闻"拔群——善属文作诗,创西昆体,知制诰,主修《册府元龟》等多部大型官书,熟知历朝典章制度,等等。

衷氏源流考

“衷”姓是我国比较罕见的姓氏,原本为“哀”。现在主要聚居于福建武夷山市(旧崇安县),江西南昌县、万安县、赣州市,湖北监利县及台湾地区,他处也有零星分布。关于哀氏的概述,郑樵《通志》卷二八载:“哀氏,谥也,未详何王公之谥与。汉有哀章,事王莽。金陵有哀仲,种(梨)。《述异记》宋有哀道训,望出南康东阳。今建州多哀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六云:“哀,《后汉书·更始传》:‘王莽使国将哀章守洛阳。’(唐章怀太子)注曰:‘《风俗通》,哀姓出自鲁哀公之后,因谥以为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出版的比较:理雅各、顾赛芬、卫礼贤

本文基于以下前提而撰:苏格兰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阐释、出版"四书五经"时为后世的儒教与道家经典的汉学翻译设置了15条标准。这些标准将在本文中得到描述并举例。然后,我们把这些标准用来验证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顾赛芬的大量儒家经典翻译,以及德国路德宗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选译的儒家、道教与其他古代经典文本中。基于理雅各的先例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后,我们获得了重要结论。顾赛芬的译著包括了对四书的拉丁文与法文的翻译以及对《仪礼》的新译,他大致上遵循了理雅各先前设定的一半原则。但卫礼贤德译《易经》与《礼记》是一种"反传统"的再现。他的《易经》翻译是原典经书、经典点评与译者个人对阐释的选取的大杂烩。更有甚者,他的《礼记》翻译仅仅是选择,而且根据其个人对主题的喜好对文本进行了完全重组。

《白鹿原》与儒家礼教

一小说家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作于1990年代初,曾获“茅盾文学奖”,乃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故事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不浅。尤其书中主角“朱先生”,原型即为清末关中大儒牛兆濂;由族长“白嘉轩”引入、白鹿村人人诵读的《乡约》,原是北宋关学代表吕氏兄弟的老物件。这方面,陈忠实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卞寿堂专著《〈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已经说得很清楚。

儒家谈“世界末日”

一 玛雅人古历书上的若干文字，加上好莱坞人的想象，于是有了街头巷尾对“世界末日”的议论。世上从来不乏对灾难的预言，但或许是人们感到近年灾异格外频繁，以是议论汹于往常。所谓“世界末日”，其义可广可狭：论其广，至于宇宙之不复存；论其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