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让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访古典文学专家袁世硕教授

袁世硕(1929—),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首席专家。

解识小说家罗贯中--关于罗贯中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据明人著录,知其为本贯东平、居家浙江,生平事迹无考。本《孟子》读其书知人论世之理,效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之法,解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之学养与浙东人的历史观;《水浒传》(百回本)沿袭施耐庵说话文本、编辑增补、后四十回复调叙事之特征,可见作者由浙东学人而屈身杭州书会的人生梗概。由罗贯中之忘年交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所载与其离会之时讳而不言其行迹之语,还可推断世传“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并非妄说。

《聊斋志异》青柯亭本编刻始末

青柯亭刻本是《聊斋志异》的初刊本,《聊斋志异》赖以持久广泛传播,多种外文译本均由之而出。世传青柯亭本却存在种种细微差别。本文经比较天津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藏的两种青柯亭本的异同,梳理出两种青柯亭刻本的编刻过程,由此便可以理解多种青柯亭本存在差异的缘故。

水浒文化研究的守正与创新——“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部分专家学者发言辑要

为了更好地立足区域文化发展,加深有关水浒文化中忠义精神、爱国情怀和牡丹文化中高雅品格等方面的研究,2023年9月15—17日,菏泽学院与山东省水浒研究会联合主办“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来自省内外2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下面精选几位专家学者发言辑要,以飨读者。

接受理论的悖论

西方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影响甚大。姚斯的以读者接受为中心的文学史模式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伊泽尔的"审美响应理论"等均放逐作品本文,过度抬高读者接受的地位,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他们的论证中又离不开作品本文,便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路子,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

由近人的论述反观古人的解说 ,发现有清一代道家垄断了《西游记》的评说。《西游证道书》首发其端。《西游真诠》大张其说 ,后出之评本均依从之。都是将《西游记》附会为隐喻道家的修炼之道的书 ,其目的就是借这部为人爱读的通俗小说 ,传布其教 ,招徕信徒 ,挽救道教日益衰落的历史命运。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镜花缘》和《山海经》

《镜花缘》是就《山海经》所记海外人光怪陆离的形体特征 ,进行荒诞文学性的演绎。写作方式有解说式、映照式两类。旨意都是嘲谑现实社会中的丑陋习俗 ,但艺术性却有高低差异。博学家作小说 ,赖博学以成 ,又受博学之害。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

袁世硕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聊斋学专家 ,出版的《蒲松龄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 (合著 )等专著和论文 ,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这篇文章所谈《聊斋志异》早期抄本的作者 ,及其借以转抄的另一抄本 (已逸 )的作者 ,都是福建人。本刊特约请袁先生撰写此文 。

《田七郎》:恩报主题的超越

在《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算不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已经出版的几个选本大都没有选它。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叙写的是现实人生的故事，不如那些瑰丽绵密的狐鬼花妖故事奇妙有趣，作者虽然也习惯性地添加了点虚幻之笔，如主人公田七郎有柄“购诸异国”的宝刀，见恶人则“自腾出匣数寸许，铮铮作响，光闪灼如电”，但却不够新颖，艺术功效甚小，没有给这篇小说增添多少异彩和魅力。

《黄英》:借菊花说事,为市井人张目

一 《黄英》的主人公名叫黄英。英，《说文》：“荣而不实者。”指未结果实的花。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桃花源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两文的“落英”都是指落花。《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鞠（郑玄注：“本作菊”）有黄华（花）。”后来，黄花便成了菊花的代称，诗人们往往用之，如杜甫《九日》：“羞见黄花无数新。”明徐渭《画菊》：“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黄英即黄花，黄花即菊花，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命名，便隐而不晦地提示她是菊花精，非常雅致。如果叫她黄花或菊花，便太直露，显得俗气了。

我与《聊斋志异》

本文作者自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偏重文学事实的考证和文本结构的解析。由此研究《聊斋志异》 ,在深知蒲松龄的生活事迹的基础上 ,解开了《聊斋志异》创作的特征 :宗教迷信的故事模式转化为观照现实世界。

《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

《聊斋志异》里有一类记述怪异非常之事的短篇,较之另一类精心结撰的狐鬼花妖故事,自然是缺乏文学的审美特性,不为读者喜爱,研究者亦较少关注。这类篇什纷繁多样,作法和意义不一。值得重视的是,其中许多书写时事的篇什,所叙之事,虽然荒怪,却记录了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明末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意蕴深邃,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欣赏性。

《聊斋志异》的再创作研究

《聊斋志异》里有部分篇章是袭用前人叙写的故事改编而成的,鲁迅称之为"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近年研究者认为"主要提高修辞的文学性"。本文将蒲松龄早期多采用的这种作法,称之为"再创作",分"踵事增华"、"故事新编"、"镕旧铸新"、"因事明理"四种类型,揭示出不论是整体的扩写,还是改制融合,重装演绎,都超越了前出之志怪,传奇小说,更加具备了现代小说观念的基本素质,具有审美情致和思想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