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合理性及其完善

为建立健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制度,有效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等犯罪,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缺席审判程序一章。针对该程序有违刑事诉讼原则和证据规则,不利于司法人权保障以及存在诉讼价值取向失衡等质疑,可以从该程序的性质与目的、功能和价值、诉讼规则契合性三个层面予以回应。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司法机关获得国际司法协助,也有利于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缺席审判程序的实施具有正当性,诉讼原则也存在适用例外,价值权衡下的"客体程序"同样能够体现司法公正。通过程序内与诉讼原则和证据规则体系的契合,以及程序外公众参与和审判公开制度的配合,缺席审判程序将日益完善。

证据法视野下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应当兼顾程序设计和证据运用,两者分别以保障人权和发现真实为核心,因此研究的重点不能仅集中于程序设计而忽视证据领域。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立足于有效追逃追赃、及时解决刑事案件的不当拖延,不仅需要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才能进行具有过度“杀伤”性质的缺席判决,而且因案件诉讼构造和证据形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适用的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可以按普通刑事诉讼法规则进行适当调整,可以采取“逻辑相关”的关联性标准以扩大证据来源,严格限制非法证据,并且细化证据印证与补强方式;明确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证明对象,分别采取“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使统一的证明标准分别针对各自证明对象而非单一的证据;根据案件事实类型分别对应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

科层式与协作式检察监督模式论略——对检警关系的解构

现代法治国家检警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控制和职能充分发挥之矛盾的平衡。因此,借鉴达玛什卡关于科层式与协作式官僚体系架构的思想,将检警关系改革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协作式职能关系,另一部分是人员体系科层式架构关系。在检警职能关系上趋于协作理想型模式,以充分借鉴"检警协作"之优点,在检警人员的体系架构层面趋于科层理想型模式,参照"检警一体"的优势,扬长避短以发挥各自优势,充分调动检警机关积极性,做到制度改革与结构体制改革并进,最终达到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兼顾司法效率的成效。这种改革既便于操作,不会造成来自实务机关的压力,又不会背离我国现有法律的框架,值得为我国司法改革所借鉴。

从侦查权制约的角度解析以审判中心的诉讼架构

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需要改变传统侦查中心主义下形成的侦查权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深刻反思其所造成弊端的基础上,从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新型职能划分着手,合理限制侦查权的行使,切实构建起"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架构。侦查机关应将合法收集证据作为侦查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刑事强制措施执行程序的规范,探索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和令状核准的方式制约侦查权的路径,做到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审判展开;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从侦查机关对司法令状的执行以及案卷移送方式的转变两方面贯彻"以审判为中心",以此制约侦查权;审判机关应当切实推进庭审实质化,加强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维护控辩平等的诉讼格局,并且充分发挥在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职能。通过以上措施,切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最终达到限制侦查权扩张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恐怖主义犯罪证人出庭机制研究

在恐怖主义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缺乏实物证据而难以对案件定性的问题,证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和证言则成为此类案件较为重要的证据材料。然而证人基于人身安全等方面考虑对作证一般心存顾虑或缺少作证动机,因而对于普通证人作证可以考虑将证人与被告人进行隔绝,以法官为中介进行质证;将证人豁免原则纳入涉恐案件审理中,允许同案中罪行较轻的被告人以证人身份作证,以达到鼓励"污点证人"作证和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通过特别作证程序的设立,一方面减轻了证人因作证而产生的人身安全顾虑,另一方面保障了恐怖案件被告人质证权,可以借此完善恐怖主义案件证人作证机制,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证人出庭机制研究

在恐怖主义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缺乏实物证据而难以对案件定性的问题,证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和证言则成为此类案件较为重要的证据材料。然而证人基于人身安全等方面考虑对作证一般心存顾虑或缺少作证动机,因而对于普通证人作证可以考虑将证人与被告人进行隔绝,以法官为中介进行质证;将证人豁免原则纳入涉恐案件审理中,允许同案中罪行较轻的被告人以证人身份作证,以达到鼓励"污点证人"作证和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通过特别作证程序的设立,一方面减轻了证人因作证而产生的人身安全顾虑,另一方面保障了恐怖案件被告人质证权,可以借此完善恐怖主义案件证人作证机制,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企业大面积综合防制蟑螂调查

企业大面积综合防制蟑螂调查浙江省镇海炼化公司卫生防疫站３１５２０７董军辉，俞方德，袁义康镇海炼化公司是一家特大型石化企业，企业内部环境复杂，利于蟑螂生长繁殖。为此，我们于１９９３年７月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大面积蟑螂综合防制达标活动。一、材料与方法１．...

刑事诉讼中电子签名捺印的应用与完善

司法案卷数字化是司法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域外司法实践中探索引入程序便利化技术措施,以电子签名捺印等认证形式保障诉讼中相关电子文件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这种从物理认证到数字认证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在刑事诉讼中构建以电子签名捺印等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数字信任体系。可靠的电子签名捺印具有代替传统认证方式的能力,认证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其身份识别与公文认可功能。针对电子签名捺印在法律层面存在的自愿性、真实性风险,以及实践中遇到的软硬件兼容性、安全性挑战,需要明确电子签名捺印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原则,强化过程监督,统一建设标准,打通数据壁垒,健全防护体系,以此助力数字正义的实现。

刑事案件分流机制再探——对协作式司法的效率价值分析

在本轮司法改革中,有关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举措对实务部门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缓和案多人少的矛盾。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刑事案件分流程序仍是较为可行的做法。尽管学界对诸如刑事和解、辩诉交易在内的刑事案件分流曾进行过深入探讨,但法律移植的本土化背景缺失仍会使国外的经验难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因此,在程序分流机制的改革中,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司法理念的转变以促进制度改革,而达玛什卡所提出的协作式司法理念,恰可以通过推动刑事诉讼参与主体角色转变的方式,进行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纵向的协作与程序分流,并在各阶段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进而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司法效率。

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反思

我国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重,在很大程度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司法化属性,导致减刑、假释程序两个层面的阙如。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司法化审理的落实困难,包括提请权与执行权的混同、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和法庭审理的形式主义。在司法运作层面则体现为行政化管理的制约矛盾,即减刑、假释的比例与效能失调和相关个人、组织参与司法化审判的困难。借鉴法治国家立法经验,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改革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实体法改革,建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的行政模式、司法模式混合的案件分流机制;重构案件审理机制,通过多方参与推动庭审实质化进程;完善机构配置,设立专门法院和检察机构。通过以上三处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案件的审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使减刑、假释程序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格局。

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刑事侦查应紧紧围绕审判这一中心环节,以为庭审提供合法证据为工作重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材料如何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在庭审中得以使用,就成为了摆在侦查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为解决技术侦查材料证据效力问题,防止技术侦查材料因取证方式、存在形式等不符法律规定而被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一方面要从侦查权的行使入手,对侦查权加以制约并且兼顾在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要从所获证据材料的转化入手,通过把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划归到八类法定证据当中,进行转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