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去世与在家中去世——有关中国公民死亡地点的社会学辨析

在当代中国,人的死亡通常发生在医院或家中。什么人更可能在医院或在家中去世的问题,既属于流行病学研究范畴,同时也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和既往研究反映的情况,中国公民中成年人的死亡地点分布,十分明显地呈现出社会分层的烙印。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因素中,城乡户籍、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分化的关联较大。

死亡医学化的社会阶梯与文化抉择——基于云南省某市2009-2014年人口死亡地点分析

云南省某市的死亡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死亡地点分布呈现以职业地位、教育程度为基础的阶梯态势,阶位较高者更可能积极参与死亡医学化进程,而阶位较低者反而更可能回避作为健康消极结果的死亡医学化的侵袭。对阶位较低者而言,医疗可及性不足同样使他们的死亡以侵犯生命尊严的形式发生。同时,彝族等少数民族较汉族更可能死于家中,这相异于现代生物医学的死亡观念。临终文化实践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死亡医学化的阴霾,但这种可能性只发生于职工阶层。这表明人们对死亡医学化侵袭的能动因应,是以死者及其家庭拥有充分的经济和社会保障资源为先决条件的。该条件的普遍缺乏,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实现优逝善终的普遍性较低。

生态理念下郊区新城转型发展路径探索——以成都市新津县为例

新时代,我国对于生态理念下的城乡规划空前重视。在长期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城市的人口与功能等要素过度集中及蔓延式的空间拓展方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应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策略就是建设郊区新城。在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寻找郊区新城转型发展路径是对于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在整理国际城市规划领域生态理念与郊区新城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理念对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郊区新城建设的影响,并以成都新版总规中郊区新城新津为案例,重点研究空间规划对于生态理念的承载方式,尝试探索生态理念指导下适于郊区新城转型发展的路径。

哲学教学之我见

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对于哲学教学工作者来说，除带头学好、用好哲学外，还有一个探讨和研究哲学教学方法的问题。一、哲学教学力求把道理讲透彻，这是教学方法的首要的基本的要求。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本质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知识的迅猛增长,智能工具、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使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逐渐被机器所代替,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表明了在生产劳动中,科技将成为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因素,脑力劳动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却以此为借口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并因此而宣扬“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历史进步的唯一决定因素”,为资本主义作辩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迷惑了不少人的思想,在我国也很有市场。因而。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袁兆宇党的十四大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集中信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对时...

基于空间绩效的总规实施评估方法探索

我国的城市总规实施评估机制已经建立多年,但在工作框架和技术方法上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文章以江苏省常州市总规实施评估为例,从城市空间绩效评价的视角出发,建构了从空间绩效到实施绩效的评估技术逻辑,可为我国总规实施评估方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何去何从:现代性中的成年礼——读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

现代化与疾病的孪生关系既是现代性分析的着眼点,也是人文社会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自1995年在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艾滋病疫情数便持续上升。直至目前,凉山州仍是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龚煜汉等,2014）。这一发展趋势在人类学家眼中并非艾滋病传播的自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台湾学者刘绍华于2002年夏天进入凉山利姆地区开始初步调查1,2004年12月正式进入利姆村落,

成员与社会秩序:常人方法论的社会结构观

"成员"是常人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常人方法论运用这一概念替代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行动者"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铺陈了常人方法论从成员到社会秩序的整套理论逻辑,从而为社会学对于"社会结构"的想象力注入了常人方法论的独特可能性。常人方法论以成员概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观主要体现在成员概念本身的结构性构成、成员实践的结构性和时空性、社会秩序的内源性和自发性,它们以"成员-实践-结构"的逻辑顺序推演了常人方法论以"构成"为基本视角的社会结构观。这种彻底经验化和碎片化的结构观既面临着囿于具体经验之流的危险,又是常人方法论彻底的反思性见解,后者蕴含了对"结构-能动关系"这一当代社会学理论母题的原初性概念疗救。

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的西方脉络及其历史遗产

18世纪中期,民族志和民族学最初作为统一概念诞生于德国学界;19世纪,在其向全球扩散过程中分裂为以理论-经验形式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这种分裂关系的张力来源涉及概念本身对体质因素的包容以及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和诠释学方法论嵌入这一张力关系,一方面继承性地重构了分裂态势,另一方面激发了20世纪末致力于为这种张力关系提供根本释解的元理论和方法论尝试,民族学与民族志于这些尝试中重新融合并实现了其统一概念的再生产。民族学和民族志在西方世界的再生产逻辑为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超越理论-经验对立、平衡本土视野与他者目光、审视文化倾向过重的历史性偏离提供了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