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及其后: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管窥

海外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注视，其由来已久。发展至今日，若单论专门之学，也已经形成了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日本汉学等几大不同的传统。其中，日本汉学最占地理便利和文化传统相近之优，欧洲汉学重视从自身的基督教传统观察比较文明间之差异；

国语中的“言”与“文”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语的形成完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向现代化的转变。虽然"言文一致"一直被当成国语的基本标准,但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国语发生过程的历史,揭示出隐藏在"言为中心"表象下"文为中心"的事实,并主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入手,分析了国语如此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白”“雅”“俗”之间——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辨析

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梳理"文言""白话"与"雅""俗"这两对概念,在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重新审视新文学发生的历史,我们发现,作为白话文最早倡导者的胡适,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以"文""白"之争拉开了新文学发生的序幕。新文学运动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陈独秀则从"白话"之"俗"性气质中,发现了将传统意义上的"俗"转化为现代性诉求的可能。通过将"文""白"之争转为"雅""俗"之变,新文学在获得作为工具的白话之后,又增添了以现代性追求为中心的新精神内涵,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民众的文艺如何可能?——鲁迅与民间文学关系重探

鲁迅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其内部复杂性长期没有得到真正展开的命题。以往对于鲁迅与民间文学关系的叙述,偏于单方面强调鲁迅对民间文学的推崇和支持,但鲁迅本人在早期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发生过程中实际抱持着相当复杂的态度。重新阐述鲁迅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考察。首先应当在与1920年代民俗学发生的对话关系中,理解和阐释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民间习俗的书写。其次要在“人民文艺”的诞生和起落的历史过程中,重新考察当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史中鲁迅位置的变化。鲁迅与民间文学之间多重且复杂的互动,凸显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文学、艺术、文化与时代、民众解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民间”:一个范畴的现代演变及其历史条件

“民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尤其对中共“人民”构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要真正把握这一历史演进的意义,必须对“民间”范畴自身的现代演变做出考察。“民间”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内生范畴,从古到今一直维持着自身释义结构的稳定性,也使得大家忽略其在微观和内部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民间”范畴的现代转型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对“民”的群集的界定和指称上,经历了从传统之“民”向国民、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又向庶民、平民的转化。在对“民”的空间属性的想象上,“地方”首先呈现为承载现代之民的空间构造,而随着国家和社会安排的危机,乡村/农村和边疆地区也逐步成为理解“民间”的重要空间。正是在上述要素的汇集中,“五四”前后发生了“到民间去”运动,其中包含的主题为中共“人民”构想提供了前提条件。

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

本文从考察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设想“民族”的前提——杨成志云南调查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1928年至1929年间杨成志在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调查,是形成现代中国多元民族构图的重要事件之一。本文考察杨成志云南调查完成后的境遇和被接受状况,指出其实际与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互为表里,后者的前提是排斥社会革命,从单一血缘、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从而难以避免在等级论式的视野中思考和看待边疆与少数族群问题。杨成志的云南调查为国民政府所看重,表明20世纪20年代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潮流消退,从单一血缘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民族是其后果之一。

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

苗人因素是沈从文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研究受制于当代的民族认知框架,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写作中的苗人因素不够重视。本文通过将沈从文这一时期写作中的苗人因素与1934年的湘西苗族调查和1936—1938年的苗民革屯运动对读,展现沈从文的族群观念与同时代的知识生产、政治事件、民众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相较于以现代民族学为基础的民族话语,沈从文的族群认知中包含着更多的弹性,但在革屯运动的背景下,沈从文对民族话语的抗拒也意味着他拒绝了真正面对苗民的困境和诉求。

文化、运动与“民间”的形式——以“五卅”前后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中心

1924—1925年间,《京报》副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在五卅运动的压力之下,发生了数次转型,试图以文化来把握民众。《民众文艺周刊》的转型尝试,显示"五四"后的文化运动面临逐步高涨的社会运动形势时,仍旧试图在坚持原有逻辑下,通过自我调整汇合于社会改造的大目标;其种种实践的成败,则暴露了诞生于"五四"氛围中的文化运动模式本身的能量根源及限度所在。

“到民间去”与文学再造:周作人汉译石川啄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前后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译石川啄木诗《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两次刊登前后思想脉络的梳理,考察周作人"民间"理解在1920年前后发生的重要变化。五四时,周作人对"民间"的理解由无政府主义而入托尔斯泰主义和新村主义。胡适的批判、翻译石川啄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则推动现实"民间"问题进入周作人视野。围绕如何处理"民间",周作人陷入精神危机,他最终回到文学,谋求以民俗学克服"民间"负面性后,以文学表现"民间"的普遍情感。

真知与道德：章太炎的宗教思想逻辑

以民族革命需要发起国民道德为最初目的,以"不失真"的佛教唯识理论为论证资源,最终在"理"与"势"的对立中,回到对现实所需的坚持,章太炎宗教思想的内部逻辑由多条线索发展交织而成,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不乏矛盾、断裂的形象。然而,正是通过这理论的断裂与矛盾之处,我们得以窥见,晚清的知识分子在新与旧之间、西方与东方的不同思想体系与传统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徘徊的痕迹。

“声”的类型学:《狂人日记》与鲁迅的语言观

鲁迅的语言观联系着特殊的声音观,在鲁迅的早期和中晚期发生过重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一转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题本文以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和机制,它同时质疑了文言和白话,而将理想的语言的核心置于主体“立诚”的强烈意志这样的语言观和声音观不仅有别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论,而且构成了鲁迅从早期的文言复古转向白话乃至大众语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

“短二十世纪”与重建文化问题的方法论

无需过多纠缠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分与合,在今天规范性的历史叙述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仍然是现当代文学公认的合法起点。但这个“起点”,又奇特地与作为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种紧张感。

“社会”如何“运动”?——对“五四”时期文化政治一个侧面的考察

关于＂五四＂,王奇生教授曾有一篇名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该文所关注的＂运动＂,乃指＂‘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的过程中,＂‘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之间所发生的互相激荡。本文题目为＂‘社会’如何‘运动’＂,这一标题并非有意为之的＂戏仿＂。与王文类似,本文也试图追究＂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王奇生教授所试图追究勾勒的“运动”，指的是作为舆论事件的“新文化”如何在具体的物质和历史关系中衍为巨观，那么本文所希图探讨的“运动”，则仍旧根植于某些“陈旧”的历史解释方式。

“五四”研究百年：突破1980年代的问题意识框架如何可能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五四'从诞生之日起,即与种种争议、言说、论述相伴随。话语为作为一个物质事件的'五四'赋予了复杂的精神气质,也创造了为后人所不断追溯的种种'传统'。本文试图对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对'五四'的解读方式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勾勒和回顾,本文认为,在一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五四'解读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脉络的起落,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的'革命'历史叙事在1940年代的成熟和1980年代的衰落,'五四'形象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变幻,实际与这一过程紧密相关。而我们朝向未来的出发旅程,也必须以回到并认真思考这一历史过程为基本前提。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故事"与"古史"关系再考顾颉刚以"古史辨"研究最负盛名。为人广泛注意的是,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对民俗学的开拓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向来,"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这一"古史辨"的特殊视角,常被理解为顾颉刚的民俗学视野单向影响到其历史研究的结果。然而,事实是否尽然如此?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自述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得益于青少年时对民间故事、戏曲、传说的关注,这种关注在胡适历史演进研究法的刺激下,启发他产生了"一种新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