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区域OFDI的能源进口贸易效应

通过运用分位数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中亚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能源进口贸易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与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人均收入水平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呈"U"型特征,能源进口产品从初级产品规模扩张向高附加值产品提质转变;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呈现下降趋势,贸易投资便利化将弱化距离成本的影响。

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能否激励出口企业创新?——基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研究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企业层面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数据,基于理论模型和回归分析,系统考察跨境人民币结算与出口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广后,试点企业为增强议价权以便能用本币做出口结算,其创新动力会受到显著激发,专利产出数量大幅提升。且当出口企业对出口收入的依赖度越高、出口至非主导货币经济体的比重越大、货币错配越严重时,上述效应表现越明显。渠道分析表明,使用本币结算能够有效克服出口收入的随机性特征,期望损失及波动均有所降低,与理论模型分析一致。本文还发现,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提升生产率,但由于个体垄断势力有限,需要对技术升级所削减的边际成本进行“让利”,致使成本加成率未发生显著变化。本文利用企业层面的人民币结算冲击,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关议题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对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区域金融合作提升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吗?——基于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证据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BSA)是深度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工具。本文利用2005年7月—2019年6月162个经济体的汇率及其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BSA的数据,探究参与区域金融合作与人民币货币锚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签署BSA显著提高人民币货币锚约12.80个百分点,在考虑潜在的选择偏误、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的人民币锚效应来源于金融合作和经贸合作的强化,在资本账户更开放、与中国经贸联系更紧密,以及发展中经济体中更为显著。本文结论对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其金融计价职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经贸效应模拟分析——基于GTAP模型及偏效应分解

缔结FTA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建设的预选方案。文章利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欧亚经济联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双边产生的经济贸易效应,并进一步运用偏效应分解法分析各类效应的特征及引致原因。研究发现: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若缔结FTA,那么非关税壁垒削减比关税减让更能显著提高双方的经济福利和实际收入;不同区域在FTA下的行业产出水平会因为贸易创造效应而出现差异化调整;中国行业产出主要受双边关税壁垒影响,而欧亚经济联盟和中亚三国则视具体产业而呈现差异化特征;中亚三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会出现"多赢"局面。此外,FTA框架下的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及中亚三国之间的经济福利具有较强契合性,且福利提升呈现典型的帕累托改善特征,但中国产能过剩的部门产出将面临负面冲击。

劳动禀赋变化、技术选择与粮食种植结构调整

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城市化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否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技术选择具有多种途径的视角出发,重新考察了劳动力短缺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上涨对粮食种植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粮食作物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力价格上涨显著促进了水稻、小麦、玉米种植比例的扩大,但对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显著诱致了水稻、小麦、玉米机械品和生物品投入的增加,对大豆机械品投入的诱致作用显著,但对大豆生物品投入的诱致作用不明显,导致不同粮食作物生产方式转型从而适应劳动禀赋变化冲击的能力存在差异,这也是不同粮食作物生产轨迹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玉米调整能力最强、水稻其次、小麦再次、大豆最弱。研究认为,保障粮食安全,进一步增加现代生产要素供给尤为重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从释放“实业”潜力和加剧“虚拟”特性的竞争性视角,构建“数字化转型-企业发展方向-赋能实体/加剧金融化”的理论框架,系统论证和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真实经济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实业投资水平,抑制“脱实向虚”,且上述效应在盈利水平较低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拓展市场战略布局和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释放赋能效应的重要路径。我们还发现,数字化赋能有助于企业培育“专精特新”的深耕式发展模式,提升其专业化优势。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技术与企业经济行为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认知,并为有效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目标以及预防利用数字技术加剧“脱实向虚”的潜在风险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经纬度信息构造中国企业层面邻近银行网点数据,系统考察银行网点扩张对非上市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和渠道。研究发现,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运用倍差法、边界断点回归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银行网点扩张主要通过银行竞争渠道促进企业创新,而金融可及性渠道不显著。此外,银行网点扩张仅对中等规模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对小微和大型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但有助于抑制无创新企业的政策套利倾向。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揭示银行网点扩张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对深化银行业金融改革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