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府城遗址文化遗存分析

焦作府城遗址发现有夏、商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商代遗存分二里岗和白家庄两个时期,与郑州地区商代文化面貌接近。夏代焦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沁河为界,以西的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以东的遗址属辉卫文化,但它们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替代,体现了商人灭夏的过程。夏商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夏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有一定关系。

仰韶文化鱼纹研究

仰韶文化彩陶中大量鱼纹的存在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由于鱼类具有繁殖能力强的特性,且又寓意丰收富余,因此古人在祭祀活动中为祈求家族繁衍兴旺,会举行"祭鱼"仪式,这在大量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中均有体现。鱼纹是宗教祭祀中"祭鱼"仪式的反映,而人面鱼纹则是宗教祭祀中巫师形象的反映,这些均体现了"祭鱼"仪式的威严、庄重和神圣。在仰韶文化中,鱼纹的演变经历了写实鱼纹、典型鱼纹、简体鱼纹和符号化鱼纹等阶段,虽然其形态从早到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有所增强。仰韶文化早期,"祭鱼"仪式仅存在于关中和陕西南部地区,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已扩展到整个黄河中游,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说明"祭鱼"活动并没有停止、中断或被其他祭祀行为所取代,其贯穿于仰韶文化的始终。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依据对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考古调查和出土物的整理 ,可认定郑州商城建城年代早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时期 ,郑州商城是汤之毫都 ,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偃师商城是商人为镇压夏人而建立的规模较大的军事重镇。

“妀善鼎”的年代、国别、地理及相关问题

本文从年代、国别和地理等方面探讨了"妀善鼎"的相关问题,我们认为"妀善鼎"可能作于春秋早期,作器者是"晏生之孙",他应该姓国的姜姓,而受器者为妀姓,所以不可能是父女关系,妀善只能是晏生之孙"孙哀"的妻子或母亲,这是夫为妻或子为母所作之器。该器铭文中"晏生"可能与传世文献的"晏"有关。"会鼎"当是带盖的鼎。

《禹贡》“降丘宅土、厥土黑坟”新解

《禹贡》为《尚书·虞夏书》名篇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中的"降丘宅土"释为夏代早期大禹治水后人们从土丘上搬下来居住,而将"厥土黑坟"理解为该州土壤是肥沃的黑土。事实上,"降丘宅土"并不反映夏代初期人们的生活状况,龙山至西周时期,河济地区地势低洼,为了防御水患的侵扰,人们一直在土丘上生活,并没有搬下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终于治理了水患,才搬迁到广阔的平地上生活,土丘遗址渐次废弃。由于人们长期在土丘上生活,并且不断地在原地建房、倾倒生活垃圾(草木灰)抬高土丘,使得土丘整体上呈现出黑灰的面貌,而这也正是"厥土黑坟"的真正含义。

豫东北地区龙山时代丘类遗址与城址出现原因初探

《豫东北地区龙山时代丘类遗址与城址出现原因初探》一文对分布在与东北和鲁西地区的"堌堆"类遗址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从这类遗址堆积物特别是房屋、城墙等遗迹的堆积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讨论中推定,这类不断增高的遗址的形成是由于仰韶文化晚期以来聚落中房屋在同一位置的不断改建和增建所造成的,而大一些的遗址则还在同时期建有城墙。如果与当时气候变迁的情况一并考虑,其原因则应当是龙山时期气候一度变暖,雨量增多,河流泛滥频仍密切相关的。而大型遗址中城墙的建设集中出现在同一时期正应当是为了抵御水患的一个主要措施。实际上,中国古代遗址特别是古代农业发达地区的遗址都有类似的特点,就是有历代聚落居住在同一地点,由不断的建设而形成高起的遗址。只是豫东北和鲁西南地区这一现象特别突出,有些遗址高达10数米,有些则深埋于当今的地表之下。如著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就有后岗一期、龙山、周代和唐代以后等不同时期的遗址与黄河冲淤积土层层叠压的情况。本文结合遗址堆积物形成的文化原因和自然原因两个方面,对这一地区的遗址形成过程进行考察,给我们带来了合理解释的研究个案。其中对于龙山城址出现原因的探讨尤有新意,对认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也将带来新的视角。

古河济地区与早期国家形成

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率先步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其优于周边各区的文化核心地位逐渐得以确立,成为一个辐射四方的文化政治中心,与近年的考古与文献所载早期夏人活动、建都的地域相吻合。

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

古代文献记载 ,氏族社会末期 ,黄河中下游地区曾发生过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这场洪水最后由大禹治服 ,为其子启建立夏王朝奠定了基础。考察这场洪水结束的时间 ,对确定夏王朝建立的年代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已知的龙山文化遗址分析 ,龙山文化时期没有发现大的文化断层。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除豫西嵩山地区地势较高外 ,豫东、冀南及整个山东半岛地区龙山文化突然中断。与此同时 ,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发现洪水冲毁城墙的现象 ,鲁西地区成组的龙山城址也随之消失。上述地区也都是文献记载洪水发生与淹没的地区 ,因此文化出现断层。而豫西嵩山周围因地势较高 ,使那里的人们躲过了洪水 ,龙山文化在继王城岗四期之后 ,发展成王城岗五期文化 ,进而形成新寨期二里头文化。所以夏文化应开始于豫中地区 。

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

镇江营文化是一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以河北平原为腹地的前仰韶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可分为三期:早期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的北京一带,中期开始伸入河北平原中部,到了晚期,又将冀南豫北的安阳和濮阳地区纳入势力范围。镇江营文化的形成与北辛文化向北发展有关,后岗一期文化是镇江营文化的主要流向。

河南濮阳古澶州城的考古发现与保护利用的几点认识

古澶州城,位于黄河下游,冀、鲁、豫3省交界处的襥阳市南部。古城始建于五代,分南北二城,形状南直北拱,形如卧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南城被黄河淹没。北城,为今日的濮阳县,即当地人常说的“老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

裴李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管会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南境内,分布范围西至洛河上游的三门峡卢氏,北到黄河以北的安阳、濮阳一带,东抵颍河流域的周口项城,南达淮河以南的信阳潢川一线[1]。裴李岗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陶器和石器方面。陶器中泥质红陶占绝大多数,夹砂褐陶次之,泥质灰陶最少。

伊川盆地仰韶至龙山时代聚落变化原因探索

伊川位于洛阳市南部,伊河从伊川县中部穿过,河道较为宽阔,自古以来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伊河下游沿岸仰韶至龙山时代聚落所处的位置与海拔高度并不一致。仰韶时期,伊川盆地的部分台地上才开始有人类居住,选址都在一级台地内侧;到了龙山晚期开始向更高的地方移动,聚落位置普遍距离伊河主河道较远。这一现象应当与龙山晚期降水量增加,伊河水流突然增大有关。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山东菏泽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研究

一、菏泽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菏泽地区的田野工作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和1981年,山东省博物馆和菏泽地区文展馆分别对安邱堆遗址进行试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安邱堆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揭露龙山、岳石、早商、晚商四个时期文化遗存[1]。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房基、灰坑、灰沟等,出土遗物有陶、石、骨、蚌器等。岳石文化遗存发现灰坑、灰沟等。

濮阳市清丰县杨韩村唐代塔寺遗存的发现与认识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杨韩村遗址,位于韩村乡杨韩村东北2公里处,清丰县西部黄河故道内。据清丰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初步探查,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是一处包含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塔位于杨韩村遗址西部。2002年,当地村民在生产建设中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古塔,清丰县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并联合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研究检视

本文对学界关于古代中国和美洲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检视,归纳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古代中国和美洲间交流的问题是世界性课题,必须以考古学为核心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唯有立足科学可靠的硬证据,才有助于厘清历史的真相。

大汶口文化彩陶图案浅议

<正>前言大汶口文化以1959年发现的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最早被发现于苏北新沂县的花厅墓地,主要分布于山东及苏北地区~[1]。已发现的包含大汶口文化彩陶的遗址主要有位于山东地区的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邹县野店、曲阜西夏候和位于江淮地区的万北、青莲岗、龙虬庄以及位于黄淮地区的刘林、大墩子等遗址~[2]。最新发现含有大汶口文化彩陶的遗址是山东平阴县周河遗址~[3]。

谦虚、勤奋、审慎、严谨:李民先生访谈录

袁广阔（以下简称袁）：李先生您好!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您进行交流。作为先秦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您能谈一谈您当初是如何步入这一领域的吗？

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2016)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对宁家埠遗址2016年发掘区龙山文化、商末周初、东周、汉代和宋元时期土样的浮选,发现了4474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粟、黍和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藜科、豆科和菊科等非农作物的种子果实以及少量硬果壳核。量化分析表明,宁家埠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延续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以粟为主,到东周时期,农作物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能是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野生植物遗存反映了居民对聚落周围野生植物的利用和聚落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

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济地区指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指今豫鲁交界一带。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荷水、鸿沟等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疏通,该区域成为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位于河济地区的濮阳金桥遗址出土东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592粒,其中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豆(Glycine max)、小麦(Triticum aestivum)、红小豆(Vigna angularis)五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种子还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Chenopodium album)、红鳞扁莎(Pycreus sanguinolentus)、异型莎草(Cyperus difformis)、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等。在河济地区东周时期的几处遗址中,粟依旧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遗存;但小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一些遗址中可以与粟比肩,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大豆在作物结构中起到补充性作用;而稻米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红小豆(小豆)与小麦的广泛利用可能反映了以粟和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度在东周时期河济地区的出现。这种农业生产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东周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河济地区因人工河渠的开凿,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交通的便捷,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物资和信息的交流大大增强,为当地生业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