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养老政策与实践

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老的习俗和制度源远流长。汉代继承了先秦以来敬老、养老的传统,崇尚孝道,优抚老人,施行养老之政,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养老制度。汉文帝元年颁布的“养老令”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养老诏令。汉代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老年人的物质养老,也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和家庭养老,并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宋代“居住”处罚考释

宋代官员的官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冗官现象严重。为符合阶级利益,缓解阶级斗争,统治者往往以限制犯罪者及其家属居住环境的形式,加之以行政处罚,对其进行处罚。宋代逐步形成了编配法中重要的“居住”之法。“居住”法与贬谪术名相结合,确定刑罚的不同类别,如除名勒停、追官勒停、落职、责授分司、宫观和致仕等。“居住”法与受罚者的生前和死后活动范围相结合,确定刑罚的轻重。随着“居住”法的实行,居住范围的分散和人员的扩大对宋代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氯化—水解法处理铅阳极泥

用新氯化一水解法处理铅阳极泥解决了浸出液中各金属的分离问题,浸出渣的处理也具特色。各有价金属回收率均在97%以上,特别是金,银总回收率大于99%。该工艺能耗低,原材料来源容易、消耗少,消除了砷的二次污染。现已完成10kg/次规模的扩大试验,力争早日用于工业生产。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

敦煌悬泉汉简中的《过长罗侯费用薄》的性质 ,有说是“神爵二年送公主出塞前 (即神爵元年 )常惠奉命使乌孙迎取聘礼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帐目” ,还需商榷。我们认为《过长罗侯费用薄》应是西汉政府为了打击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长罗侯增兵西域、增强西域屯田力量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帐目。

《二年律令·户律》“田合籍”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从国家统计土地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它可能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

再论里耶秦简中的“守”和守官

里耶秦简中的"守"多为代理官吏。"守官"本义为居官、守职两个方面。当居官无法守职,需要其他官员代行其职时,就会出现"守官"。这种临时代理政务的"守官"模式能够保证真官缺额或离署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秦迁陵地区守官众多,与秦新占领地区急剧扩大,原有官吏不足以充当"新地吏",以及政务繁苛、徭使繁多有关。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郅支单于兵九"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而"郅支单于兵九"的收藏与使西域骑都尉甘延寿有关。

《汉书·西域传》户口资料系年蠡测

《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各国户口资料的系年史无明文,但有线索可循。从西域一些国家状况分析,可知《汉书.西域传》中所载西域各国的户口资料应是汉成帝时期的数据,确切的系年应为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或永始三年(前14年)。

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汉代统治者在王朝建立的初期,面对经济的残破和人口的锐减,颁布和实行了人口增殖政策,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加剧,在汉王朝的中后期产生了过剩人口,出现了流民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初的人口增殖政策也就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

汉代生育思想初探

汉代人普遍存在着重视子嗣、希望人口增殖、重男轻女等生育主导思想。汉代人也注意到生育与母亲的德行、自然环境、胎教、遗传因素等密切相关 ,透露出早期的优生优育思想。汉代优生优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东汉“大疫”与人口

东汉"大疫"主要发生在光武帝时期、安帝时期、以及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献帝时期。"大疫"的爆发对东汉人口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早期人口增长缓慢、安帝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东汉末年人口数量锐减,传染性疫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牛的用途

秦国地处西陲,向来以畜牧业著称于世,畜牧业一直很发达.这和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秦国地属雍州,<汉书·地理志>载雍州,'畜宜牛、马,谷宜黍、稷'.有关秦国牛的养殖问题,呼林贵先生已经撰文予以研究.①但呼先生的文章主要阐述的是秦国养牛业兴盛的原因,而对秦国牛的用途方面提及的很少、很简略,使我们对秦国牛的用途难以形成全面印象.庆幸的是在出土的云梦秦简的简文中,有不少关于秦国牛的用途方面的内容.下面,笔者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

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互有矛盾,被学者称为东汉户口总数之谜。但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些户口之谜,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续汉书·那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从《颜氏家训·音辞篇》看洛阳语音的历史地位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都。洛阳地区在历史上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都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全国的通语和标准音。这在《颜氏家训.音辞篇》等著作中,都有记述和反映。

试论东汉的农田水利工程与人口分布

东汉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大。凡是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农业发达的地区,也是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区。东汉时期的南阳郡、汝南郡等地就是如此。同时,各地修建的规模不等的灌溉工程,都会程度不同的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斯坦因考察活动与中国学术的拓展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斯坦因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中亚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察,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对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一定贡献。客观上看,斯坦因将考察所得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善加保护、整理,使这些文物成为了后人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尤其是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并激发了时人对中亚地区研究的热情。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等地获得的大批汉简木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绢画、丝织品等珍贵的文物,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和研究的序幕。汉晋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课题,也为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宽阔的空间,成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重要一页。斯坦因虽然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从西域史、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明传播史等角度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绩及其中亚考察成果应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