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野中的战争赔偿及历史演变

战争赔偿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就已经出现的一种现象,只是到18世纪以后才渐渐形成为国际法的规定。两次世界大战在规范战争赔偿问题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争赔偿的内涵、目的、赔偿方式等都与此前有了较大的区别。进入20世纪后期,国际法在强调国家赔偿的同时,更注重加害国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从而使战争赔偿的解决朝着更为人道、对加害方的责任追究更为宽泛的方向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三次“裁厘”述评

(一)厘金的弊端及裁厘问题的由来 厘金制始于1853年秋,最初它只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质的筹饷措施,但后来被推行全国,成为地方政府的大宗财税来源。其范围包括除常关税、子口税、复进口税、沿岸贸易出口税等以外的所有国内通过税性质的税捐。

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

把抗日战争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具有研究范式转变的意义。它不再更多地关注对战争胜利的经验总结, 而是将视角转向战争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经济上, 它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存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政治层面上,战争的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争取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民国政治中心南移: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

对于民国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问题，以往史家多从政治斗争史或革命史的角度给以解读，对民国元年政治中心未能实现南移报以遗憾，把其视为革命未竟的表征；而对于1927年政治中心南移的实现则又多报以责难，将其视为国民党背叛革命的产物。此外，也有从地理环境本身来论证北京适宜建都和南京不适宜建都的各种说法。本文拟对此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就教于学界同仁。……

区域工业化进程的重创:抗战时期浙江工业损失初探

本文认为战前浙江省已具备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全省的机器工业资本额和产值明显超过手工工业,而且民营工业占据主导地位。重工业中电力工业发展迅速,煤炭工业生产规模也有了较大发展。机器造纸业大有超过手工造纸业的势头,丝绸业在商民的苦心经营下走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但在日本侵略浙江的八年时间里,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一方面对工矿原料进行了直接的破坏和掠夺,同时,还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的工业设施服务其侵略战争,从而使浙江的工业基础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战争损失严重,仅直接工业损失就达392亿元(法币),浙江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防空计划与战略的制定,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计划随着局势的变化后来被不断地调整,虽未能全部实现,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空军(航空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还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空军人才。此外,又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空军建设、抵御后来日军的空中侵略,具有积极意义。

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及可能突破的路径

抗日战争史研究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二是仅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很宽泛的领域,但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均属于研究对象;后者则偏重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属于军事史研究范畴。无论从哪个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亦即战争时期的问题多由战争引起,战争本身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但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军事史研究其实最为薄弱:一是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二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的军事史学科属性不够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有些方面甚至还很少有人问津。针对这些现象,不少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呼吁,抗战史学界应更加重视抗战军事史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演变,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的国际阵线。中共划分国际阵线的前后变化虽然主要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但同时中共也从中国抗战的现实需要出发,不断对政策做出调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国际阵线的划分昭示了中共“选边站队”的立场,政策的运用主要体现为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和民间的援助。中共争取反法西斯阵线的国际援助分别从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展开,争取援助的重点前后各有侧重,策略也各不相同。

抗战时期浙江平民伤亡问题初探

在日本侵略浙江的八年时间里 ,浙江平民遭受了巨大的战争伤亡 ,出于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战后对日索赔的需要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 ,浙江省当局根据国民政府的部署 ,在全省各县市组织过战争损失的调查 ,大多数县份形成了本地战争损失的具体数据 ,这些数据有不少见诸各县市新编的地方志。本文综合战时和战后所形成的材料 ,考察了战争期间浙江平民伤亡的几种主要类型 ,并统计了全省平民伤亡的大致情况 ,得出初步结论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浙江省平民因战争所致的直接伤亡人数大致在 34万以上 ,间接死亡人数可达 1 0 0万以上。

抗战时期杭州湾海岸国防工事的修筑及实际作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确立了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建设思路,考虑到未来日军在杭州湾南北两岸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1933年至1936年,国民政府在杭州湾北岸首先修筑了乍浦、澉浦国防工事,在杭州湾南岸的镇海穿山等处也构筑了少量步兵工事,从而形成杭州湾沿岸防敌登陆的“乍澉甬海岸阵地”,此外在南岸还移筑了镇海要塞炮台,以期发挥阻敌作用。1937年11月初,日军为扭转在上海作战的困局,避开了国民政府战前修筑的乍浦、澉浦国防工事,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轻易登陆,致使战前修筑的杭州湾北岸工事未能发挥其预期作用;在此后数年内,日军对南岸镇海要塞等处反复炮击,并数次试图登陆,直到1941年4月才最终实现登陆意图,因此,就抗登陆作战而言,杭州湾南岸镇海要塞炮台还是发挥了一定的阻敌作用。

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面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另一方面，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仅浙江有据可考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7999亿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金与法币1：20的比价，共值约400亿美元。这些损失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因统计资料的缺乏无法列入的许多重要经济项目的直接损失。由于战争给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一般认为，直到战后的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回归理性的必然诉求——再论中国要求日本作正式书面“道歉”问题

长期以来 ,日本向中国就侵略战争的道歉水平仅停留在 1 972年《联合声明》中的“反省”水平上 ,其中既无对“侵略”的认定 ,也没有正式“道歉”的表述 ,只是在 90年代后期 ,在正式双边文件中有了对“侵略”的认定 ,其政要口头上也有了“道歉”一说 ,但在双边正式文件中 ,仍然拒不作正式的道歉。正因为此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间 (主要是学界 )对日本道歉的水准深感不满。要求日本进行正式的书面道歉无论是就中国政府的立场还是就学界的诉求而言 ,其实都是区别于我们过去的“感情用事”而发出的理性的呼声 ,可以视作理性的回归 ,并不是所谓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膨胀的结果。

国民政府战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体制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随即开始了接收沦陷区日伪财产的工作。整个接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国民党党与政、军与政、中央与地方以及相关部门之间所存在的体制上的混乱,从而导致接收变成了“劫收”,使国民党政治威信空前下降。混乱的接收体制既反映了国民党对抗战胜利的善后工作准备不足,也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制度性缺陷。

抗战时期的浙江防空

一、战前防空举措 战前的浙江省地处国民政府重点国防区,是抵御日本空袭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在国民政府战前的防空建设中,浙江是比较受重视的一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