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英祖朝政局与《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经筵进讲——以“荡平策”讨论为中心

1724年,李吟以王世弟身份成为国王,即朝鲜王朝英祖。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力图通过推行“荡平策”以消弭党争和维持政局稳定。但随着局势发展,荡平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此过程中,《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用于经筵,进讲时英祖君臣对“荡平策”讨论的变化,恰与英祖朝政局之发展相吻合。《纲目》在朝鲜英祖朝经筵进讲之过程,及其与英祖朝政治的互动,既源于以《纲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力,也源于《纲目》被视为史中经,具有明正统、昭鉴戒之功用,恰与英祖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范祖禹《唐鉴》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

阮孝绪《七录》“注历部”演变之考释

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对史书的分类,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史部分类的基础。“注历部”作为其中的一类,具体何指,历来说者不一。文章认为,起居注在魏晋南北朝大量出现,具备独立分类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以“历”命名的史书数量较多。因二者体例、内容等相似,《七录》将其合称“注历部”。《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将起居注独立,“历”类史书并入杂史类。其命名的变化,与《七录》“子兵录”相同,《隋志》统称子部。“注历部”的命名和改变,是魏晋至隋唐史学发展和史籍亡佚在目录学中的反映。

张辅之《太仆奏议》版本述略

张辅之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礼科和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太仆奏议》是他任职期间的奏疏汇总。该书共四种刻本,最早的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天启前期本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至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天启后期刻五卷本乃是后期补刻而成,乾隆刻本由张辅之六世孙张瞻淇、张瞻洛刊刻而成。《太仆奏议》从明刻本到清刻本的变化,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文化与政治互动的一个缩影。

《朱子封事》的思想特色及其在中朝之影响

《朱子封事》是朱熹从1162年至1195年所作6篇封事的总称,涉及南宋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是朱熹哲学理念和政治思想结合的体现。从南宋至清,《朱子封事》成为理学家评价朱熹和议论时事的重要媒介。随着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朱子封事》也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成为朝鲜王廷经筵的重要书籍;其也被朝鲜儒士广泛研读,成为明清之际朝鲜王朝宣扬“讨复大义”的思想源泉。《朱子封事》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同中有异,既源于朱子思想在中朝的重要影响,也反映出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独特性。

《贞观政要》在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政治影响

高丽初年,《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重视,高丽国王令大臣对其进行注解,后来多次用于经筵。朝鲜王朝时期,《贞观政要》更受青睐,成为国王经筵进讲的重要书籍,并被注解、刊印。英正时代,《贞观政要》成为帝王教育的教材,英祖和正祖借其讨论君臣之道、评价贞观君臣,以反思朝鲜王朝存在的问题,将书中的“任贤”“纳谏”等治国理念用于指导政治实践。《贞观政要》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既源于贞观之治的影响,也与英正时代的政治诉求有关。

《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及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永乐时期,黄淮、杨士奇奉敕编纂《历代名臣奏议》,收集商周至宋元时期历代名臣奏疏,分为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治道、经国等六十七门,共350卷。作为第一部由皇帝敕令编纂的奏议汇编,永乐皇帝希望借此达到“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的目的。清初该书传入朝鲜王朝,不仅被朝鲜王朝重新刊刻,还成为肃宗、英祖等经筵日讲的重要史籍,正祖时期还仿照该书编纂《奏议纂要》和《国朝名臣奏议要略》等书。《历代名臣奏议》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是中国史籍对朝鲜王朝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一个缩影。

唐代加役流制度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加役流制度是创立于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刑罚制度,唐太宗认为死刑太残忍,与大臣商议改部分死刑为断趾法,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加役流制度开始影响到唐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成为唐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唐律疏议》中有直接的表现。加役流制度被以后历朝代所沿用,也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朝鲜英祖时期《御评两汉辞命》的编纂

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时代,受到朝鲜王朝称颂。英祖时期,关于汉唐讨论尤多。英祖君臣认为汉唐乃盛世王朝,并积极效法。经筵讨论中,他们则认为汉唐有别,就文治武功而言,汉胜于唐。因之,英祖指令编纂《两汉辞命》,并选取御评。将该书刊刻后,经筵中继续与诸臣讨论。朝鲜王朝的汉唐观,是朝鲜王朝受汉唐盛世影响,及其学习中国历史、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果。英祖时期的汉唐有别论,既受到朱子对汉唐评价的影响,也与英祖个人际遇有关。因此,中朝文化交流的研究,需关注双方的共性和差异性。

《清史稿·朝鲜传》补正二则

《清史稿·朝鲜传》中时间记载存在错误或不当之处,天聪元年当为仁祖继位的第五年。正祖世子李■于五月病故,后正祖遣沈乐洙赴清告讣,七月清以苏凌阿、瑞宝为正副使前往吊祭。由于清朝和朝鲜王朝相关信息的接受不同步,存在时间偏差,才致错误发生,引者须多加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