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农村老年人照料中的集体统筹与实践定位

互助养老实践打破了纯福利型和纯市场化养老模式存在的弊端,但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上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把市场和社区要素同时纳入,依托村社集体发挥公共角色功能,为高龄老人推荐低龄老人资源,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半市场化养老服务,成为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合适选择。在半市场化社区养老实践中,村社集体不但能够对内外部养老资源进行整合和社会动员,还可以介入养老服务过程,进行居间协调公证、监督养老服务质量、保护照料双方合法权益,强化互助养老的公益属性。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以集体统筹为核心,通过统合政府、市场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角色,为村庄老年人搭建起低成本、高福利的互助养老公共平台。

找回集体: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集体治理能力提升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经济基础。基于山东省临清市农村集体“三资”清理的典型案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涵和优势。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产业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尝试,仍然是外部资源输入式的经营逻辑;而“三资”清理正是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借助政策合法性、集体土地制度正义性和村庄公共话语来收回被个体村民侵占的集体土地,实现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和集体体制的激活。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并不追求主体上的完全市场化,经营上更多依靠村社集体对土地资源的统筹和调控能力,目标是实现与全体村民的良性互动并调整村社内部利益关系。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加强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提高村社集体统筹能力、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凸显实体化集体定位,实现通过发展内生型集体经济来提升村社治理能力的目标。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找回具备自主性、嵌入性和公共性的集体,发挥集体经济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等综合功能。

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

特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浙西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实践,探讨了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研究发现,内生型特色农业有其发展的资源基础、劳动力优势和市场动力,表现出强市场导向、收益导向和农户强自主性特点。特色农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嵌入到村庄社会,更需要产业链不同环节主体具备吸纳市场的能力。农产品经纪人利用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优势建立与农户的长期信任关系,建立稳定的市场渠道,成为其有效吸纳市场的具体策略。基层政府则通过保障区域农产品品质,提升市场公共竞争力间接吸纳市场。特色农业发展中形成小农户、农产品经纪人和基层政府共同吸纳市场的格局,才能有助于自下而上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路径建构。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半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方向

半市场中心地带依靠距离市场中心近、用地成本低和半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优先具备了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呈现出乡村半工业化发展路径。乡村半工业化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成熟的完全工业化路径,在厂房布局、用工安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乡土嵌入性特点,满足了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需求。乡村半工业化发展嵌入到乡村社会发展秩序中,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家庭发展目标相契合。工业园区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嵌入在地方社会中的乡村工业发展,造成了工农互斥和城乡分离。县域经济应根据客观条件,维护内生于县域空间的中小规模半工业化产业,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内生性基层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动力与实践机制——以浙东党员联户制度为例

基层党建是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对浙东N县党员联户制度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形成动力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党员联户呈现出内容上的内生性和目标上的内生性两个特点。党员联户不只呈现形式上的联系,更与当地高密度的治理事务紧密关联,成为宣传政策、回应群众诉求和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抓手。党员联户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在于它对党员权责意识的激活和实践中对党员的软硬约束,通过制度、政治赋予的合法性重构了村庄公共性。基层党建创新不仅仅是软的形式化工作,关键是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通过重塑党员的责任意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引领治理上的主体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职业选择与市民化差异机制研究——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借助区位和工商业发达优势,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为土地利益分配方式、劳动观念、城市化路径以及保护性力量上的差异,塑造出两地农村青年不同的职业选择态度和行为。珠三角地区农村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低端就业岗位,重视休闲大于劳动,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家庭资源积累和阶层跃升。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村青年能否建立起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关联,这也成为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市民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更高层次市民化的实现,需要农村青年发挥人力资本优势,选择高度市场竞争的职业,积累真正的市民化能力。

破产案件中的企业经营者信用修复机制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民营企业破产中企业经营者的信用修复机制。鉴于企业经营者常为企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破产时面临重大个人财务风险,本文主张通过免责考察期及债务豁免政策,结合府院联动机制,为无过错的破产企业经营者提供再生机会,促进其信用重塑和市场再参与,以减轻社会成本并优化营商环境。

对“职业打假人”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问题的研究

关于职业打假人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久无定论。同时在学术界也无统一的标准。经济法学者秉持社会本位的原则,认为职业打假人的维权行为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即使存在知假买假的投机行为以获取利益,也是经营者的产品存在瑕疵和缺陷为先,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对经营者更具威慑力,有利于更好的规范市场秩序。本文主张从经济法学者的角度探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立法原旨。

家庭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业经营方式的再造与创新——基于江苏省S县联耕联种的调查

土地细碎化、家庭分散经营成为当前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一难题,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探索创新农业经营的新形式。与推进土地规模流转方式不同,江苏省S县探索出了不改变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联耕联种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发挥村级组织的统筹功能和农技部门的技术下乡,实现分散农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合。联耕联种经营模式是一种不排斥小农,包容小农的模式,真正让小规模家庭经营分享到技术推广的现代化成果,并重塑和再造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本质上,联耕联种是对当前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发展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农业文化视角下的循环农业发展变迁及其反思

基于农业文化视角对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与变迁进行反思。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传统哲学思维相匹配的农学思想、农耕制度和农业生产循环实践。农民循环观念的变化、轮作轮耕和间作套种等种植制度的变化以及传统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循环系统发生改变,共同导致传统农业循环观和循环实践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历史。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得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部循环和双向循环变成了外部循环和单向流动,也就中断了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提出在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过程中应该树立综合利用的理念和生态发展的理念。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规则混乱与农村低保政策的微观实践分析

农村社会中的规则混乱,带来了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上的困境及村民在申请低保上的无原则诉求。在低保分配上出现了两种异化现象:低保户到低保人的变迁和低保资源分配的"关系化""治理化"倾向。这源于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中抛弃了公共规则而选择了策略性、工具性的行动伦理,从而必然带来低保资源分配不公平。在低保申请上,主要出现了"人人要低保,户户争贫困"现象。村民这种心理诉求是由村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出来的,具体来说是由村民和村干部、村庄社区和国家互动形成的。低保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共同认可、具有可行性和公正性的可供参考的规则,这成为当前农村低保政策在实践中遭遇各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生计农业:中国小农的现实表达与发展转型

一、生计农业的表达 中国总体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基本上形成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当前小农经营农业早已脱离满足基本口粮需要的阶段,而能够进入市场获得家庭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收入.小农农业对农民家庭至关重要,其主要功能就是维持家庭生计和发展,即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能够满足家庭的日常生活、人情往来等各项开支,使得家庭能够维持、发展下去.

并家婚姻下的家庭权力变迁与家庭关系理性化——以苏南农村并家现象为例

研究旨在从双系父权的视角分析并家婚姻的实践形态及其产生的家庭权力变迁和家庭关系理性化。通过对苏南农村并家婚姻现象的经验调查和分析发现,并家实现了家庭资源的双向输入,成为支持子代家庭完成城市化和家庭再生产任务的重要保障。但并家婚姻中单向度的财产继承、姓氏继替以及双方父母对家庭完整情感满足的诉求,都形塑出双系父权结构。夫妻关系权责清晰、代际之间清晰化的财产分配规则和姓氏继替的边界明确,导致并家所形成的家庭关系理性化。在纵向代际关系上,并家使得父代权力介入到子代家庭的各个层面,造成子代对父代的依附性强、独立性弱。这不仅会消解子代的发展动力,还造成核心小家庭关系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技术治理与条块重构:城乡网格化运作实践及其限度

网格化治理是城乡社会治理转型的产物,也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创新。网格化治理通过对基层治理单元、治理结构和治理流程的改造,实现了行政资源精准下沉、条块部门协同治理和基层治理过程的清晰高效。作为一种精细化的技术治理,网格化治理提高了基层政府主动发现问题和及时回应社会诉求的能力,同时也将运动式治理嵌入到网格中,通过技术化的信息平台提高了基层政府应对突发性和不确定事件的效率,成为发达地区较为有效的管理机制创新。但网格化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社会基础层面的限度和自治限度,网格化治理要匹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事务,并与社区自治互为补充,才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更为完善的创新模式。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的类型、形成机制与治理——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农村贫困有其产生的客观结构性原因,如资源禀赋等先天条件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具体到农户家庭,农村贫困主要有收入性贫困、支出性贫困和社会性贫困三种类型。贫困的本质特征是家庭积累不足、发展能力不足,家庭劳动力配置不合理、节余目标和动力不足以及消费习惯不合理造成了农户家庭收入-开支的低水平均衡。精准扶贫应该通过政府兜底重点扶持收入性贫困家庭,同时还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在经济发展和农民思想观念转变过程中逐步解决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