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视域下解析中学古诗歌文本教学方法刍议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名句警言也早已家喻户晓,学生也熟记心中,但对诗歌文本理解是否准确,能否准确地掌握诗歌的内涵、主旨、意境,是教学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从诗歌的用词、用典及诗歌的写作背景、历史事实结合等方法进行了梳理,为准确分析诗歌文本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的艺术风格论——兼论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徐居正在继承前人诗论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朝实际,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艺术风格论,主要论述了“自然”“平淡”“清新”“奇”“气象”等理论。“自然”是徐居正的风格美学,包含诗歌产生的“自然”状态、文风与人的禀赋呈现出的自然风格、经过人为之工而达到的自然之美;“平淡”“清新”是徐居正的审美追求,他在对梅尧臣“平淡”理论认识基础之上追求“深远闲淡”“平淡温厚”的诗风,赞赏融入生活经历、性情的自然平淡之诗;“奇”是徐居正对审美效果的追求,他欣赏寓理于奇警的“奇趣”之诗,认为融人生阅历入诗,会使诗歌有“愈老愈奇”及“老健奇绝”之妙;他高度赞扬有“帝王气象”“圣贤气象”“君子气象”的诗歌,“气象”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徐居正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崔致远诗歌中的中国元素研究

崔致远是中朝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其诗文作品在中朝文学史上也极有价值。他在唐朝生活了16年,创作了大量含有中国元素的汉诗,具体表现在,其诗歌中含有大量中国人名、地名、景物、风俗、古人故事等元素,通过其诗歌中的中国元素,可了解其在唐时期的行迹及其心中的中国情愫。其诗歌创作受唐末诗人罗隐、顾云、张乔等影响,且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技巧,如用典手法。这些中国元素的运用,增强了其诗歌艺术表现力。其"知和而和"的诗学观、反对"以文害辞"的诗学批评方法等吸收了中国儒学思想,使其诗学观具有了中国诗学思想因子。其诗歌中含有大量的中国元素,既是中朝文学交流的结果,也是中国诗学思想域外影响的体现。

人性的重新解构——陈凯歌版《赵氏孤儿》对元杂剧的改编

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主要取材于元杂剧《赵氏孤儿》,但与元杂剧高扬＂义士伟大的英雄性＂不同,影片张扬＂平民真实的凡人性＂。影片通过主题的变化、情节的改编、人物的增删、身份、命运的改变等重新设置来完成对人性的张扬。

巾帼英雄爱国主义的再次高扬——电影《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对小说《杨家府演义》主题的传播与接受

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是一部宣扬杨家将爱国主义的作品。电影《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在接受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时，重新设置了杨门女将出征的时间、背景、人物及矛盾冲突，更好地传播了阳刚之气与侠骨柔情兼具的巾帼英雄的爱国主义，有很重要的现代意义。

从《皇华集》看中朝使臣对箕子形象的认知

《皇华集》是记载明朝诏使与朝鲜远接使诗赋唱和的书籍,由李朝政府精心编印而成。书中有关箕子的作品有100余首。中朝使臣通过文学交流,对箕子形象加以认知和描绘:箕子是个具有忠和仁等美好品格的德行高尚的贤人,是朝鲜文明教化的先师,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纽带。中朝使臣通过对箕子形象的认知,表现出对仁政的渴望与追求,再现了李朝时期的崇箕风俗,显示出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朝两国亦加强了互相认知,主要表现为宗周意识、朝鲜的"事大"与"识礼"等等。

东亚文化交流视域下古代朝鲜诗家明诗复古批评

明代是古代中朝两国友好交往的高峰时期,明诗在中、朝诗歌发展史及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明诗借由书籍传播、政府赠书等多种路径传入朝鲜(1)后,对朝鲜朝诗坛影响很大,朝鲜诗家在接受与学习明诗时,结合本国诗坛发展实际及其诗学理念,对明诗展开了多元批评,以批评明诗复古尤为突出。

论《史记》中的畸形人性

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多种类型的人性。在畸形人性中有变态的人性、失真的人性、失落的人性,涉及到许多具体人物,揭示出他们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司马迁在刻画这些畸形形象时,从社会背景方面指出造成人性异化和损伤的原因。

明七子影响下许筠诗学观的建构

许筠是朝鲜王朝中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在明七子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朝鲜文坛实际,形成了独特的诗学观念。他肯定明七子的复古运动,赞同其"文学秦汉、诗学盛唐"的文学主张;以性情为基点,主张学诗追溯至《诗经》,学习讲性情之道的国风;针对复古中出现的肤廓空疏之风及朝鲜诗坛之弊,提出绩学攻苦、博综该惯的学识要求;针对七子"诗学盛唐"的断代性,提出"厚古贵今"的观念,拓展了诗学视野;在总结明代复古的剽窃蹈袭之弊的基础上,重视各种手法灵活的融合运用,追求"至法无法"的作诗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