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的文本分析:以意大利中央政府会计改革为例

本文将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有用的研究工具,探索改革原型及其思想如何运用于议会辩论和推动改革的法规中,以此丰富公共部门改革研究的文献。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是引导改革的三种不同管理原型,其管理理念特征以及相关的工具和实践都不尽相同。我们通过文本分析调查了20多年来意大利中央政府会计改革情况,研究了以上三种管理原型演化、互相影响和取代的过程。研究证明文本分析是一种有用的工具,通过文本分析研究改革进程,我们可以证明在诸如意大利的新韦伯主义国家中,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虽然并非革命性的范式,但可能代表了未在实践和改革中留下重要痕迹的时髦趋势。

改革国家:公共行政未来管理改革需求的全球性研究

本文探讨的是全球大学中教授这个群体理念中的公共行政未来管理改革需求(Need for Future Managerial Reforms,NFMR)。我们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原则(如精简政府机构、去官僚化、权力下放、管理主义和私有化)的基础上,探索和验证了一种新的NFMR量表。我们也提出一个全球专业选择(Global Professional Selection,GPS)方法来研究未来管理改革需求,并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八个命题和四个假设来验证。根据这个模型,管理水平、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公共服务的信任和未来管理改革需求相互联系,但是这些因素应该在每个国家的文化维度下进行考虑。我们的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来自45个国家(地区)的191所重点大学的2995名教授,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证明了NFMR量表的有效性和若干直接、间接假设的有效性,以及GPS方法控制的中介模型相较于简单的中介模型的优势所在。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就其对未来新公共管理改革和现代治理最新趋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西班牙公立大学智力资本测量模型的构建和完善

在大学中,智力资本方法十分关键,主要由于在这些机构中知识是主要的投入和产出。尽管目前已经进行了测量智力资本的尝试,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测量高等教育机构中智力资本的模型。我们在西班牙公立大学中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来确定需要测量的无形要素,并提出一种新的测量和管理智力资本的框架。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验证构成大学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无形要素和指标。我们提出的智力资本模型将帮助大学呈现对其利益相关者有用的信息,提升高等教育领域的透明度、问责水平和可比性。本文为大学智力资本实践报告提供了有用和具体的指导。创建智力资本报告框架有益于基准化分析和比较研究,以帮助决策,提升公共政策的协调性,增加整个体系的透明度。

欧盟政府预算报告系统:会计基础是否与赤字可信度相关

欧盟成员国为完成赤字评估而向欧盟统计局(EUROSTAT)报告数据时,要遵守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s,NA)规则,特别是欧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账户体系。而报告信息收集的渠道是政府会计(Governmental Accounting,GA)体系,即所谓的预算报告。所以,在将数据从政府会计体系转换成国民账户时需要做一些调整,其中包括一些关于会计基础的调整,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会计预算平衡已经采用权责发生制,而在其他国家仍采用收付实现制。本研究旨在分析政府会计和国民账户体系中不同会计基础所引发的调整措施,呈现其中的差异与重要性以及对欧盟成员国赤字/盈余可信度的影响。本文以若干欧盟国家为例,并利用2005—2010年间不同国家各自过度财政赤字程序公告中的数据,分析了中央政府数据中所做出的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调整。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会计中仍采用收付实现制预算报告体系的国家,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间的调整更加多样,最终的赤字/盈余更为重要,从而提出了有关它们所报告赤字/盈余的可信度问题。

儒家和西方传统的善政思想

本文专门探讨了儒家和西方传统中关于道德、法律和善政间的关系。有观点认为,以人治和法治的完全对立来反映两种传统的基本区别是不恰当的。儒家思想毫无疑问以德治为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行政对“法治”思想越来越重视。同样,尽管西方传统的特征是法治,也不得不承认“人治”不可避免,而且“德”也十分重要。两种传统都反对人治,至少是指表现出自私倾向的人。本文的结论是,善政需要政府官员具有良好的道德并且尊重法律,这是否是一种趋同性也是讨论的内容。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文研究儒家思想和西方行政传统中关于善政的理念。有观点认为,对儒家传统作出的普遍解释,在西方痛斥“人治”的言论下遭到误解。人们并未理解儒家优秀管理者道德的正面含义,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特定的负面概念;同时,过分强调西方式的“法治”可能会掩盖善政对道德高尚的人的需求。

自我激励如何影响贫困人口教育:巴西七个城市的多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对巴西七个城市的多案例研究,发现良好的教育是教育工作者敬业精神产生的副产品,然后本文用自我决定理论进一步加以阐释。研究发现,城市中地方政府官员对教师提供的支持、小城市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不存在外部强加的硬性教育目标,这三个因素都有利于满足教育工作者对自主感、胜任力和人际关系的需求,从而产生了自我激励,最终塑造了敬业精神,同时也提升了教育工作者对亲社会行为的参与度,这会使他们进一步帮助最贫穷的学生。本文认为,自我决定理论可以为'胡萝卜加大棒'这种奖励与惩罚并存的教育政策提供不同的视角。最后,本文建议应进一步研究动机和亲社会行为对公共服务效果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