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中的新酒:玄学侦探小说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玄学侦探小说早已在世界文学中领有一席之地。囿于仍将这类小说归于“俗文学”的传统二分法文学观，它在中国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通过回顾、分析这一次文类（ｓｕｂｇｅｎｒｅ）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过程，本文得出结论：玄学侦探小说基本上以传统侦探小说形式出现，却又在颠覆与反叛其陈规俗套的基础上获得了质的升华。

影响的焦虑与焦虑的影响：对布莱克小诗《飞虻》的三层阐释

互文性批评旨在通过对若干有关联文本的考察,在更深邃、更博大的文化—哲学视野中审视文学问题。本文从重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小诗《飞虻》入手,在三层阐释层面上审视作为强者诗人的布莱克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他的"焦虑"对后代作家的再度影响,揭示跨文化、跨时空的语境中,以互识、互证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相通之处。

转折与流变:中国当代玄学侦探小说发生论

本文旨在审视当代中国先锋作家如何借用侦探小说这一外来的、高度程式化的文类从事元小说写作。这些实验性的写作是过去十余年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部分结晶，也是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后引发的语境改变的表征。

论隐喻的翻译——兼评刘重德、Newmark的相关见解

隐喻的首创和使用反映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想象力,它以新颖、奇妙、鲜明的形象感染读者,具有不同寻常的认知、审美能力。在分析隐喻的本质的基础上,评估了刘重德和Newmark关于翻译中隐喻移植问题的观点,将他们倡导的隐喻翻译方法,加以比较,提出建构在“归化”基础上的五种译法。

解构中的建构:“两桩案件”的侦探小说程式分析

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采用传统侦探小说的程式，暴露、探 讨社会现实，可视为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呈“互为文本性 ”的玄学侦探小说。本文认为，由于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尤凤伟虽然在技法上受到 当代西方玄学侦探小说的启迪，但是在作品中承袭的仍是本土文学、本土侦探文学中所表现 出的“载道”意识。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风格概念

近年来,风格在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得到有关学者的注意。但是,关于风格问题也有一些含混不清的认识,如将语言风格、结构特点、文学体裁、主题思想等同于文学风格。鉴于文学翻译本身的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文艺学的角度考察风格的概念。一风格与文学翻译的性质文学翻译中的风格概念同文学创作中的风格概念是一致的,即作家、翻译家的文学风格。文学翻译是艺术。关于这一点,翻译界已取得一致。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是用语言来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

一分为二:“汉译英”课程设置方案探讨

目前翻译教学界、英语教学界仍将"英译汉"、"汉译英"课等量齐观的结果是设置不当的"汉译英"课并未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已修过"英译汉"的学生继续研修"汉译英"时需在思维建构方面做认知—心理适切性的调整。将现在的"汉译英"课改为"汉译英基础"(必修课)和"高级汉译英"(选修课)两门课,不失为一种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开发学生潜力的方法。

论格非玄学侦探小说中的弗洛伊德主义表征

此文所述"玄学侦探小说"是指小说家兼文学教授格非出道伊始时涉及神秘事件破解的作品,亦称"文学性侦探小说",如《迷舟》(1987)、《褐色鸟群》(1988)等。与后来更倚重完整情节构建,力图反射式映照现实的作品相比,这些被视为"先锋写作"的早期作品更注重折射式再现生活真谛。作者借助弗洛伊德主义,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发掘人物的隐秘欲望,引导读者探究他们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精神分析与侦探小说均以解谜为己任,均以呈现一个神秘事件肇始,以破解或搁置这个事件终结。因此格非借用侦探小说范式,在破解悬疑的过程中窥探人心之险恶,将犯罪归咎于人物内心欲望的勃发。社会因素则或隐而不见,或退居幕后。

《空山:机村传说》: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悖论

《空山:机村传说》是一部后顾式、意欲解构乌托邦的小说。在现代化冲击下,乡村生活逐渐消逝的主题在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之间徘徊,游移不定。与以往同类题材、同等篇幅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平实地描写人们企图建造人间乐园的努力,具有小叙事的明显特征。作者哀而不怨的叙事功力固然令读者倾倒,作品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则应归功于作者对素材的选取以及他本真的情感寄托,这种深厚的情感寄托是以摈弃媚俗,继承传统的禅意、古朴的诗性为基础的。

在悖论中跋涉:经典作品的批评伦理

经典文学作品中隐藏着"陌生性"对"熟识性"依赖、"原创性"因其审美性与社会性的此消彼长而隐退的两重悖论。文学批评中的工具主义出于批评家希冀文学"有用"的初衷,是一种合理认知,但是专业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体验为基础的本体式研究,甚至不排斥部分回归印象批评。合乎文学逻辑的批评伦理应该予以批评家充足的个性化阐释空间,同时尊重"外部研究"对文本社会意义的探讨。

返朴归真——浅论《汤姆·琼斯》中的同名主人公

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道德寓义上,《汤姆·琼斯》都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尽管这部小说在结构和情节繁衍两方面都执泥地沿袭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它在本质上仍是一部旨在规劝世人弃恶从善的寓言。作者亨利·菲尔丁对人的个性细针密缕的描写极其成功,堪称是继《堂·吉诃德》之后最富有生命力的“流浪汉”小说之一。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不可比性探讨

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均以破解神秘案件为题材,情节相仿,因此引发貌似成理的比较研究。考察这两种在地域、时间上相隔甚远的小说的瓜葛,笔者认为以往的争论与误解皆起因于对它们的发生环境与过程、文学内外的目标以及所承载的社会学与美学观念认识不足。持此论的研究者多以己方的文化与文学观念衡量、评判作品,将彼种作品误置于此种视域内考察。南辕北辙、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道统使这两类小说无法交汇,二者仅有的交集只是“术”层面上情节铺陈的相似,以及“器”层面上侦破方法与技术的契合。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可比性。

王朔: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拓荒者

本文审视王朔对中国当代侦探文学的独到贡献。在源于欧美的侦探小说与中国绝缘30年后,王朔以先锋的姿态将西方传统侦探小说与当代中国警察小说叙事模式融为一体,采用完全背离传统的方法在汉语语境中创造出可与当代西方玄学侦探小说媲美的中国变体"非常态侦探小说""准玄学侦探小说"。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技巧和结构,也在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反宏大叙事"中针砭现实,深刻表现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论当代“肃反小说”中的娱乐与政治

"肃反小说"在政治上承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教育人民识别隐蔽的阶级敌人的使命,以适应讲述和平时期阶级斗争之"宏大叙事"的需要。因此,基本按照欧美侦探小说套路程式化的"肃反小说"势必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度程式化,其表征为由"逃避现实"转向突出政治、摈弃浪漫主义的"仿真"、在侦破过程中以类似于"全景敞视主义"的群众路线取代神秘主义,等等。"肃反小说"是本土化的革命"寓言"与本属"游戏"的侦探故事杂交的结果。

全景敞视主义与侦探小说中的“看”

本文考察传统上被视为亚文学的侦探小说中全景敞视主义折射式的呈现。在此类作品中,对＂看＂的关注以及看者、侦探、监视者的角色渐次嬗变与递进,令人更深刻地领悟全景敞视主义的宗旨与内涵。社会实验与文学想象相互指涉,模拟现实,预兆未来。侦探小说以多种形式呈现全景敞视主义的＂互文＂,使这一基于假想的理论广为传播。

流放,位移或逃亡:犯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

作为犯罪文学次文类(subgenre)之一的侦探小说常常被视为游戏,它的基本游戏范式"猫捉鼠"内涵丰富,充满隐喻暗示。这个范式中的"旅行叙事"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涉及罪犯被流放、犯罪嫌疑人位移或逃亡,主动或被迫出行始终是侦探小说不可或缺的情节。作为一种特殊的"旅行叙事",从索福克勒斯、爱伦·坡直至阿加莎·克里斯蒂、格雷厄姆·格林……历代作家均刻意描写这类人物的流放、位移或逃亡。这些主动或被迫的出行者改换环境,使作品叙事空间变得更复杂,为侦探与罪犯之间的较量增加不确定性。它凸显文学,尤其是犯罪文学中"人与规训对抗"的潜性哲理,意味深长。

恶棍、“对型人物”、“他者”:欧美犯罪文学中罪犯形象的变迁

犯罪是亘古以来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除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法律案件外,历代文学中有大量涉及犯罪问题的描写。罪与犯罪者在文学中的再现远比现实复杂,可以穷尽人类的想象力。在早期英美文学作品中,罪以“恶”的极端形式呈现,犯罪者则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在侦探小说等“新的犯罪文学”中,“罪”被再度界定,罪犯成为“对型人物”并在审美心态下得到审视。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受害人互为“他者”的犯罪者形象日益突出,罪的意蕴更加朦胧。文学中罪的表现方式不仅映射历史与现实,也承载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贡献

从廓清"视域融合"在哲学与翻译学框架中的不同内涵入手,探讨了"视域融合"对当今翻译界译者主体性的确立、传统二元对立翻译理论的突破,以及翻译过程研究新途径的开辟等三方面的启示。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