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促进城乡充分就业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和快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国民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经济建设的奇迹。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高科技、新技术的应用，

对城乡信用社异地贷款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一些地方城乡信用社异地贷款不断增加，异地贷款的占比越来越高。为加强对异地贷款的管理，有效地防范异地贷款风险，最近我们对延边州龙井市城乡信用社异地贷款情况进行了调查。

建立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改革设想，人民银行实现了由资金的计划管理向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信贷工具运用的过渡，实现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配置，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发展直接融资促进企业融资方式的转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地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的局面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善，企业的经营风险过分地集中于银行，形成了巨大的、潜在的金融风险。这种局面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就要大力促进直接融资，增强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的意识和能力，推动企业经营活动真正走向市场。在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要求，把发展直接融资提到金融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企业筹资方式的重大改革，也是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措施。我们在工作中要深刻理解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促进引导企业融资方式的转变。

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一五”规划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体现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在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中提出了“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的要求，这是针对当前农业保险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来的，是非常客观的和符合实际的。

加强协调运作 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中小企业贷款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起银行信贷、担保、保险协调运作的机制，分散信贷风险，建立信贷风险补偿的机制，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金融机构难贷款的死结，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开拓发展农村金融租赁市场的观察与思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农村扶贫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我们金融系统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参加了农村定点帮扶工作队,在农村工作中发现农民有贷款需求而用于贷款的抵押担保财产严重不足,限制了农民脱贫致富,形成了一方面农民有强烈的贷款需求,而银行考虑自身信贷安全放不了贷款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提出了开拓发展农村金融租赁市场,促进贫困农民尽快脱贫致富的设想,希望通过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打破金融业扶贫的"瓶颈"。

开办地级城市金融租赁业务的思考

租赁具有融通资金和商品交易的双重功能,具有其他金融产品部不替代的职能,在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职能完善的金融市场不能没有金融租赁业的参与,本文从租赁业务在世界及我国的发展、地级城市开办金融租赁业务的经济基础、地级城市开办金融租赁业务的必要性、开办地级城市金融租赁的建议四个方面,对地级城市开办金融租赁业务进行了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随着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8—2017年我国2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2年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约为1.62%;2.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在人口规模适当、经济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大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尤为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创新效应、治理效应以及消费效应,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效应最为显著。因此,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金融对策

要实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目标，除了政府要搞好发展规划、全面深化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以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金融环境，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资金问题。笔者认为，在金融政策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环境的对策建议

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做好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银行的脱钩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

政策再解释与财政资金配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下中国治理的功能逻辑

政策再解释与财政资金配置回答了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逻辑下,如何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问题,即中国治理的功能逻辑问题。政策再解释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其结果是形成“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的层级化政策体系。在政策治理过程中,财政激励是保障地方政府实质性政策再解释的必备要素,是推动国家政策有效属地转化的关键。通过配置本级财政资金、向上争取转移支付、向下分配财政资金、争取社会资金等不同的路径,财政资金配置能够产生激励约束效应、空间创造效应以及杠杆乘数效应,激励约束地方政府进行实质性政策再解释,服务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政策再解释视角下的财政资金配置理论,从资金配置原则、理论基础、制度逻辑层面区别于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基于本土语境回答了财政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和支柱作用的问题,深化了“国家治理财政论”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中国特色财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