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若干思考

落实审判中心,必须正视我国的诉讼结构;实行令状制度,将逮捕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实行适合我国国情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确立直接言辞原则;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并且关注简易程序体现的审判中心精神;把握最高人民法院设置巡回法庭对以审判为中心的意义。

犯罪预备问题探究

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了犯罪预备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这种普遍处罚的原则引起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广泛争议。关于犯罪预备的可罚性问题争议最为突出,普遍处罚原则在法理根据与实践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各国的立法实践关于犯罪预备的规定主要有普遍处罚、例外处罚、不处罚三种类型。其中,解决犯罪预备问题的真正方式是立法上进行重构,确立例外处罚的原则;正确区分犯罪预备与预备犯等相似概念是厘清犯罪预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分析完善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是正确处理犯罪预备问题的关键。

刑事诉讼视角下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制度是英美法系的特有产物,它能极大地避免因证明规则存在狭隘而导致的诉讼。而中国对司法认知制度的研究有限,甚至《刑事诉讼法》尚未制定关于司法认知制度的条文。这严重制约了司法认知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运用,导致一些原本非常简单的事情因证明规则的不完善被复杂化,严重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基于此,从刑事诉讼的视角分析了司法认知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的运用,以期促进司法认知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浅议因特网对法律、道德的影响及防范对策

因特网在我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可以说有史以来，还没有哪项技术能够像互联网一样发展得这么迅猛异常，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交往方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多元性特点，可以促进人们自由、全面、健康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互联网在带给人们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道德上和法律上的问题，使原有的道德与法律显得捉襟见肘，苍白无力。

论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理念已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广泛认可,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协商程序充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该理念在我国大陆地区表现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制度程序。两岸历史文化同宗同源,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的借鉴,以期完善我国大陆地区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新刑诉法视域下刑事电子证据制度完善研究

现存的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不完善,导致提供的电子证据有效数量占比低,因此有必要对新刑诉法视域下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进行研究。根据电子证据的取证特点划分取证原则,确立电子证据的取证需要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通过电子证据的审查依据,规范电子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犯罪事实和受害结果的存在;配备电子证据取证的配套措施,建立完善的专业培训机制和专家聘任制度,提高电子取证的技术,完成新刑诉法视域下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通过实验结果表明,完善后的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下电子证据的有效率平均比现有制度下的有效率高出23.5%,验证了本文新刑诉法视域下刑事电子证据制度完善的有效性。

网络语境中犯罪定量证明分析

针对传统的犯罪定量证明分析方法在应用时存在分析正确率低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网络语境中犯罪定量证明分析方法。考虑到网络语境中犯罪的独特特点,使用基于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方法收集网络语境中的犯罪行为并生成数据集合。对收集到的网络语境中可疑犯罪行为数据进行处理后,使用聚类算法对犯罪进行证明,再利用聚类算法将确定的犯罪行为归为一簇,分别从犯罪结果、情节、数额三个方面,利用决策树原理结合办案人员的经验和相关法律规定,对网络语境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定量证明分析。通过与传统的分析方法进行对比,证明了网络语境中犯罪定量证明分析方法具有更高的分析准确率,应用优势更加明显。

污染环境罪相关疑难问题研究

在阐述污染环境罪的内涵基础上,分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不明确、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不清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等司法实务中适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完善建议,即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内涵与标准,突破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从而解决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竞合困境,认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活动的存在是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活动中倚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忽视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同时,随着人权主义的不断发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体系不断的完善,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以及权利保护存在忽视或者淡化的倾向,如何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公诉人在贯彻“排非新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进一步发展。该新规要求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秉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理念,做非法证据的积极发现者和排非线索的调查核实者,配合辩护方的诉讼推进责任,履行证据合法性证明职责,并在审查案件与排除非法证据的同一性过程中实现对侦查取证行为的指导。

互联网众筹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分析

互联网众筹作为一种融资模式能够为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充足的资金扶持,进而提高民间闲置资金的利用率。但应当注意到,各参与主体常存在失范行为且极易突破相关法律法规设定的边界,导致自身面临刑事法律风险。为了规避这种现象的发生,需不断提高股权众筹参与主体的风险防控意识,强化平台运营方的风险防控能力,构建立体式法律风险防控体系,遵循谦抑性原则来行使刑事手段,促进互联网众筹的健康稳定发展。

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的价值追求探析

《人民陪审员法》完善了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制度设计,其中选任机制、选任条件变化体现了若干价值追求,助力诉讼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其将认定事实的关注点从发现真实延伸至可接受性,着力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将民主功能与监督功能并重。

浅议犯罪客体

我国的犯罪客体理论,最早源于前苏联,具有深厚的政治根源。近年来,随着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有关犯罪客体的内涵及其构成要件认定的争议不断,有必要对其内涵和的构成要件的性质认定进行重新审视和厘定,采用法益说,以发挥更好的社会实效。

论妨害公务罪中暴力袭警条款的行为与后果标准

实践中,对妨害公务罪的第五款即暴力袭警条款的适用标准存在争议.本文试从某中院裁判以及学界讨论出发探索适用妨碍公务罪第五款之行为标准与后果标准.笔者认为,应当将行为人实施的反抗、挣脱行为,软暴力、无形力妨碍行为以及对物品实施的但不具有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可能性的行为排除在第五款适用范围之外,并在判断行为标准的基础上,再对人民警察人身损伤情况进行考量,适用第五款的行为通常为造成了轻微伤及其以上损伤.

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倾向

《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做出了详细规定,应当注意到其表现出了以下选任倾向:尽管牺牲一些时间精力是人民陪审员履职的必要条件,但仍应突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属性;倾向从普通大众中选任陪审员,以实现选任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大合议庭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实现选任初衷。

试论中国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立法观虽然重视公民权利的保护,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而积极立法观要求刑法随着社会的变化主动适用,符合时代精神,是中国未来刑事立法的理论指导,同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亦有增设新罪和调整刑罚的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体现。基于此,本文将对中国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构建进行深入探讨。

章莹颖案里的法律差异

中国留学生章莹颖被绑架案仍牵动着无数华人同胞的心。根据FBI调取的监控录像，章莹颖在坐上嫌疑人本伦特·克里斯滕森的黑色车后失联。FBI虽于6月29日就已监听到他承认绑架章莹颖的事实，并找到了涉事的黑色车辆，但章莹颖依旧下落不明。当地时间7月3日上午，犯罪嫌疑人本伦特·克里斯滕森首次出庭受审，很多关心章莹颖的人松了口气，因为章莹颖现在身在哪里，是否活着，有没有危险，这一切都可以直接从嫌疑人口中获知。

比较、反思和完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审前羁押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针对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在强调惩罚犯罪的基础上,突出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审前羁押程序中仍存在羁押与拘捕不分、必要性审查程序不完善、期限规定不合理、羁押场所缺乏中立性等问题。联合国相关刑事司法准则对以上问题均有规定,通过对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借鉴,中国也应构建独立的羁押体制,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建设中立的羁押场所,健全以取保候审为代表的羁押替代措施。

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领域的应用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成为当前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重要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需要构建司法保护制度。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建立以少年法庭、社区矫治等司法保护体系。从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发挥的作用上看,这一体系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成年人犯罪的恢复性司法制度效用并未显现,不利于我国犯罪的未成年人快速回归社会以及矫治。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领域体现了社会力量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帮助。本文首先分析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领域的作用,然后归纳当前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领域应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具体的完善对策,从而为我国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治助力。

侦查取证监督客观标准的构建——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切入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完善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规制,但认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客观标准仍较为模糊。审查起诉阶段侦查取证监督的客观标准应为: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提讯登记进行比对,并使用技术手段检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明确"可验证的痛苦规则"的原则性规定与例外情形;监督戒具的使用应以限制功能为出发点;区分非法拘禁式的取证行为为前置型与后置型两种;以介入因素为标准考察刑讯逼供对重复性供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