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第三方评估的政策演进及其趋势

近些年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型,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了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在缓解政府社会治理压力的同时也有效地利用了民间资源,充分表达了民众意愿,逐渐形成了政府和社会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良好趋势。

“第一书记”驻村制度运转中的主体性策略选择——基于政策代理人的视角

“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在推进基层精准扶贫工作,改善民生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实践中也存在着外来资源的路径依赖、形式主义的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通过建立"第一书记"机制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发现:作为委托方的上级政府部门通过政治动员、科层制传递来展开代理过程,并通过扶贫为导向的考核来监督"第一书记"的代理行为,这导致了政策目标在传递给代理人时已与初始目标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作为代理方的"第一书记"在制度约束与自身晋升激励下形成了维稳型、灵活型、按部就班型和积极型等多种模式的"选择性行为",同时也受到了自身权责不匹配下的外来排斥.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第一书记"制度的运转产生了耗散性,为了提升扶贫政策落实成效,国家需要逐渐将驻村制度规范化并保证代理人的能力与权责匹配,以及培育基层自治的自生性.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风险与防范——以上海市为例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时间较短,在缺少足够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各地的实践在需求方、供给方、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都存在着困境。本文总结了上海市在政府购买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政策特点,并利用调研的方式实地获取了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统一法律条文与地方政府规章共建、加快公共服务购买市场的政策扶助以及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同时引入问责制度的建议来规范、完善政府购买的流程。

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方评估的现实困境——以民众参与度为视角

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当前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主体。基于民众参与度的视角进行实地调研,结果发现:民众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熟知度和认可度较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较弱,评估指标不够规范;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较窄,难以发挥实际效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方评估的机制,应继续加大对社会中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培育和政策支持,改善第三方评估的反馈机制并提升评估主体的声誉激励,扩大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

选择性激励:公共服务第三方评估中公民参与的激励机制模型设计

我国公共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首要解决的是公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需要进行利益的抉择,为了达到公民参与的目的需要对公共事务中的有效民众进行激励,通过"选择性激励"来选择激励的人群和主体。同时也需要明确激励的目标——"志愿精神"来引导激励机制的建设,以及通过社区、NGO、网络化的多种载体为民众提供参与的具体路径和方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模式及其完善——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

十八大提出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要求政府与NGO进行协调并共同治理社会事务。财政激励措施作为政府和NGO合作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在我国已有一些尝试和实践。政府目前对NGO的财政激励模式主要有:直接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补偿机制和政府招标购买。从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政府需要在今后逐渐降低NGO参与公共服务的准入门槛、促进NGO与政府之间的制度化合作、提升NGO在参与公共服务时的话语权和自主权。但是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规范政府的财政激励行为:充分利用市场竞争力来控制激励成本、展开对NGO提供公共服务的评估和反馈、建立监管和惩戒机制来要求和限制NGO的行为。

医患冲突治理:法治的缺席及其矫治——一个基于身份冲突的解释框架

由医患关系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长期存在,在患方博弈筹码的反复权衡和医方压力型体制的约束下,法治在冲突治理过程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医患双方拒绝法治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二者同时都具有双重角色,由此决定了各自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偏好。因此,治理医患冲突的现实对策是回归医患双方的本体身份,通过改变医方的官民二重性身份、以当事人身份替代患方的不当身份认同等途径,在弘扬法治信仰的路径上矫治因法治缺席带来的治理失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