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权本质变革论

单纯认定姓名权是人格权观点存在的缺陷。姓名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姓名权的本质。等级社会中的姓名具有表明等级关系的功能 ,姓名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姓名用于体现社会评价和指代特殊事物 ,姓名因此分别成为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客体。先占理论。

论行政许可名称法定——以“放管服”改革为背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暴露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的关系模糊不清、行政许可认定存在不确定性、非行政许可审批数量众多、其他隐形行政许可数量大、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模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表象是行政许可名称泛化,行政许可法对特别法的拘束力较低。行政许可名称法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对存量许可,以一揽子法律解释方式统一许可清单名称,明确清单的法律效力,并向行政法法典编纂和执法指南方向发展;对增量许可,宜建立特别法设定许可的名称法定规则,明确许可名称的专属性、统一性、强制性和完全性,强化行政许可法对特别法的约束。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研究

从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角度看,《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采纳客观过错理论,第3款的"知道"在过错类型上是指故意,应解释为"有合理理由知道","应当知道"是过失,不能被"知道"(故意)所涵盖。"必要措施"包括删除、断开连接、屏蔽等。在法律适用上,第36条的第2款和第3款不存在适用顺位先后问题,对受害人而言,第3款的举证责任大于第2款的举证责任。

建构“互联网＋”行政执法的新生态

建构"互联网+"行政执法的新生态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借助信息平台推进行政执法一体化,解决执法部门化问题,并将现场执法转化为非现场执法、推进执法的半自动化。创设简易送达,简化优化执法程序,建构"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海量的群众"。公开行政执法决定书,推进行政决定的执行,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近现代民法典人格权部分的流变与思考

近现代民法典人格权部分的演变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具体人格权的类型逐步增多;人格权绝对的非财产权向具有一定的财产性转化;人格权的保护方法逐渐形成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双重保护机制;应该在民法典中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人格权立法从分散形式逐步达到完整形式;应当增加关于“人格权的限制”的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

从“艳照门”事件看网络侵权民事法律规则的完善

有关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健全,"艳照门"事件进一步凸现出加强网络侵害人格权法律规则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网络侵害人格权禁令救济的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应加以明确规定.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不应严格适用"安全港"规则.不应该让网络服务商承担判断侵害人格叔是否具有违法性的注意义务.但为了保护权利人,可以规定网络服务商仅仅承担通知服务对象或向权利人提供服务对象信息的义务,对网络服务商的恶意侵权行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此类网络侵权纠纷中应引入公益诉讼.

变则通,通则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制度落实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立与完善,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则又为其核心中的核心。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以及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叶秋华教授等的关心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发起,《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邀请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国务院法制办、最高法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法学博士和博士后,成功举办了题为"法律视野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首届法学博士后专题论坛。论坛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基金处、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博管办、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等的支持。人大新闻网和光明网等对之予以专题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此,本期学报以笔谈方式刊载论坛的部分发言,以期引起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从“艳照门”事件看网络侵权民事法律规则的完善

"在艳照门事件中,有网络内容服务商和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有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间接侵权行为,如网络搜索服务商和网络空间服务商,而正是ISP的间接侵权行为,使得网络用户可以更容易得获得侵权物,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损害后果的发生。"

论人格权的法律变动——“人格法律行为”概念的引入

人格权的法律变动具有理论抽象的可能性。人格权的变动具有较强的法定性、地域性,行为能力、意思表示、代理、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律规则都需要进行调整。

中国人格权法的创新与发展——杨立新教授人格权法思想研究

杨立新教授是我国人格权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于人格权体系、一般人格权、人格利益准共有、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人格权请求权、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生命权、身体权、肖像权、声音权、信用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人格权立法的研究成果,或者被理论界所认同,或者被立法、司法机关所吸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格权法的理论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民法总则权利客体、法律行为等理论。

“人肉搜索第一案”判决的法律评析

"人肉搜索第一案"判决法律效果较好,但是判决应该进一步明确:人肉搜索的发起者和违法网民是人肉搜索侵权的始作俑者;网站应该在明知和应知的情况下删除或者屏蔽侵权帖子;从人肉搜索的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后果等因素出发,增加赔偿数额。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并未缺位。

从“网络搜索令”看互联网信息舆论的行政管制

"互联网信息舆论行政管制的指导思想应该从屏蔽、封闭走向引导、开放,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法治政府不怕批评,法治政府应该给媒体以喘息空间。"

国际公约中的人格权规定及其借鉴意义

国际公约中的人格权规定,在人格权体系、人格权的权利克减、特殊群体的保护、健康权、个人数 据的保护和环境人格权等方面对我国人格权立法都具有借鉴意义。具体来讲,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 和人格尊严的基本体系符合我国学术传统;人格权的权利克减条款需要引入;应该禁止对人体进行医药和科 学实验;必须扩大特殊群体保护范围;应当单独规定个人数据和个人档案的规则;环境人格权是否在民法典中 规定还要进一步研究。

国家机关侵权的责任构成与损害赔偿

本文从民法和行政法融合的视角,通过对国家机关侵权的主体、损害事实、损害赔偿范围,损害赔偿标准、赔偿责任方式等问题的检讨,提出应依据民事侵权的一般规则考虑行政行为的特殊性,从放宽国家机关侵权的构成要件,扩大损害赔偿范围,提高损害赔偿标准,引入绝对权请求权等途径,修改《国家赔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编纂民法典”为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立法机关已经决定重启民法典制定工作，首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典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宪法的重要法律，而民法总则又是民法典的总纲和总的规则，人格权法、物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以及侵权责任法都受其拘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学者提出立法建议稿，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既具有学术价值，也能够作为立法参考的蓝本予以借鉴。本刊刊登杨立新教授牵头的民法总则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以此为立法机关制定民法总则提供参考，也为编纂民法典的壮举助威。

论身份权请求权

身份权请求权是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中的一种。现代身份权完全区别于历史上的身份权,具有现代的特质。基于身份权的现代特质,身份权请求权具有独特而必要的法律地位。身份权请求权包括妨害预防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违反身份权相对效力而产生的身份权请求权,而确定身份权的请求权不属于身份权请求权的内容。身份权请求权在诉讼上表现为给付之诉。

论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侵权责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义务是“软义务”。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是一种法定的合同义务,体现了法定性和意定性的交融。医疗行为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将意定性的告知义务上升为强行性的法定义务。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包括充分知情权和自行决定权。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特殊性:判断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反法定告知义务必须以患者的医疗期待为基础;损害事实包括现实权益损害和期待利益损害。

澳大利亚宝活市政府架构与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机制——宝活市政府考察情况

Burwood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悉尼地区的一个市,中文翻译为宝活市。 2011年7月3日下午,笔者在宝活市拜访了现任市政府议员和新州州长助理的王国忠先生。

整体主义、放管结合、高效便民:《行政处罚法》修改的“新原则”

《行政处罚法》实施面临组织、规范、效能等方面的问题。整体主义、放管结合、高效便民是《行政处罚法》修改应关注的三个"新原则"。整体主义在中西方具有共识,《行政处罚法》应当以整体主义重塑组织法与行为法,在行刑衔接制度中创设检察罚、法院罚。放管结合是《行政处罚法》修改的改革背景,宜赋权给地方限制人身自由和有碍市场统一之外的行政处罚设置权,并借助《行政处罚法》的修改规定依职权行政行为的一般条款。高效便民是《行政处罚法》修改的"行政"基础,宜通过简化简易程序、调查程序、执行程序,推进繁简分流。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的体例与条文评述

编纂一部具有中国气象、展现中国智慧的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律人的夙愿。我国曾经在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的制定工作,但均因时机尚不成熟、条件不完全具备等原因,最终没有形成民法典。近十几年来,随着多部基本民事法律的出台,民法典的编纂时机逐渐成熟。2014年10月,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此后民法典编纂工作加速推进。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任务已经完成——2017年顺利颁布了民法典总编即《民法总则》,第二步任务是2020年通过民法典各分编。目前,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已经陆续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环节。在此背景下,本专题4篇论文围绕《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有的总体上肯定其篇章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建议民法典物权编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对物权的参照适用,明确规定法人财产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将《物权法》第57条的规定放在相关行政法而不放在民法典中;有的从法典编纂要体现与时俱进原则的角度,分析了《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对若干重点问题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居住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等的积极回应;有的重点论析了民法典如何对待物权法的结构原则,提出物权客体特定、物权效力优先、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应当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讨论结论,停留在学术著作中,物权法定原则应当改造为程序法定,我国民法典编纂既要关注必要的规则继受,更应致力于必要的规则创新;有的建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补充相关条款,明确规定物权编的财产归属一般法地位,同时提出民法典中规定公法条款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民法典物权编的起草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企业获得信贷的强烈需求,尤其要以担保制度释放经济活力。4篇论文的作者均以学者身份撰文,其观点并不代表所属单位的态度。希望通过这4篇论文,深化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促进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