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竞赛十年

从1980年8月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已举办了十次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和七次全国初中数学联赛,还举办了二次小学数学奥林匹克邀请赛.全国各地已举办了数十次数学竞赛辅导培训班,建立了一支数学奥林匹克教练员的队伍。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裘宗沪先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一书，就是根据裘先生口述材料整理而成的回忆录。书中回顾了数学竞赛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详细讲述了数学奥林匹克活动从无到有、从蹒跚学步到蓬勃发展的曲折道路；历数了三十年来中国数学奥林匹克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历年国际重要赛事当中获得的骄人战绩。从本期开始，我刊将连续刊登（由于版面的原因，对原著进行了部分删改），以飨读者。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西部数学奥林匹克 2000年初,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协作体刚成立不久,即已显出强校恒强的趋势.当时,国家教委制定了全国学科竞赛个等奖的获得者可以推荐保送上大学这一政策,这对东部地区的学校非常有利.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二十三)

女子数学奥林匹克从客观上来说,男性和女性在数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数学史上杰出的女性数学家的确风毛麟角.有一本<她们比女皇还少>就是专门讲述这些女数学家的书.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六)

1990年7月11日，第31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在北京海淀体育馆隆重开幕。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夫列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王元，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亲自出席。参赛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304名中学生和他们的领队，中国数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北京市的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二十)

上海冬令营结束后不久，2月6口奥委会委员北京大学的张筑牛教授（1940～2002）去世了，这对我们的活动来说足一个重大的损失。张筑生教授参加了每一届冬令营的命题工作，可以说，他在冬令营中命题数量最多，而且水平也很高。张筑生教授1995年担任第36届IMO的领队，取得总分第一的成绩，从1997年到2001年他都以主教练的名义，负责国家集训队、国家队的训练工作。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十六)

第四部分 交接班 我们是否老了 1997年，大部分的奥委会成员都已经年过六旬，整个队伍做起事来明显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数学竞赛和冬令营的命题工作也进行得比较艰难。此时，我开始考虑应该给奥委会注入新的年轻力量。当时，奥委会的一位同志说：“现在能够给IMO做辅导的不超过十个人，不光是命题的力量薄弱，就连辅导的力气也少了，我们这些花甲老人还能坚持多久？”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三)

与IMO失之交臂 1980年三四月份，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询问科学院院部：我们国家可不可以组队参加IMO？科学院院部就找到王寿仁先生和我，我们觉得既然有国外的邀请，国家领导也有所重视，表示可以参加并且应该参加。于是，在“大连会议”上，我们提到数学竞赛的第四个目的就是为参加国际竞赛做准备。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继往开来 长盛不衰 从1980年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立，到1990年第31届IMO圆满闭幕，中国数学竞赛经历了整整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们在所参加的IMO中共获得了16块金牌，I0块银牌和4块铜牌，并连续两届获得总分第一。无论是国内的数学竞赛还是同际的数学竞赛，我们都已经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时期。这些好的成绩让我们预见到第31届IMO之后将很快掀起一个数学奥林匹克的热潮。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八)

说到小学生数学竞赛的题目难度，前三届的小学数学奥林旺克，每一年都有50人左右拿到满分，但我认为题目还是难了一些。经过调整之后，在第四届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共有2000多人拿到满分，我认为这个题目难度就比较适中了。与此同时，针对小学数学竞赛的题目制定了题目难度的评估标准。标准大致分成三个方面：审题、计算和思考。把审题分成0、1、2、3四个标准，审题和计算各分成1、2、3三个等级分，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进入国际群体 自从参加IMO之后，我们认识了很多外同的朋友，也通过接触了解了一些围外数学教育的情况，然而因为没有深交，得到的只是一些皮毛的感性认识。我真正开始和外同的数学界进行深层次的接触和了解应该是在1992年之后，当时，我在香港张百康先生的引荐下，南田家炳基金会资助2万港币，参加了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的“第七次闻际数学教育大会”。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十三)

这么多年来，作为普委会主任的我对初中联赛的关注和参与也很不够。1993年在内蒙举办初中联赛的时候，内蒙数学会很重视，正、副理事长、秘书长几乎全都参加了。那一届的竞赛题目命得很难，审题时我开玩笑地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那是我唯一次在认真地管理初中联赛。之后的1994年在陕西、1996年在海南我都没有参加。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两岸交往的困惑 从古到今，“和为贵”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都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争取两岸的统一。1987年年底，我接到国家体委的一个通知，说当时台湾政务委员，也就是后来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沈君山先生要来，让我去陪他打桥牌，并让我再找一个学者与沈先生下围棋。接到这个通知后，我找到了吴文俊先生，吴文俊说他下不过沈先生。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但是由于1988年年初蒋经国去世，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五)

1990年初在郑州举行的冬令营是由《中学生数理化》编辑部承办（这是第一次尝试由大学之外的单位举办冬令营，河南教育社始终是冬令营的赞助单位）。从这一届开始，冬令营设立了团体奖，并给团体奖专门设立了“陈省身杯”。由陈先生亲自题词“放眼世界”，并出资3000元做了一个奖杯（按国际惯例，以谁命名的奖杯就应该由谁出资制作）。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在IMO黄金阶段开始的那几年，特别是1991年我国成功举办第31届IMO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奥林匹克业余学校正方兴未艾。从小学到高中，从数学、外语到物理、化学，一时间热闹无比。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升学机制。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二十一)

1999年,在我最后一届担任奥委会工作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在任内实现全国有五十所学校拿到IMO奖牌(当时已有四十七所学校拿过奖牌了),然而,在我卸任时仍没能实现.直到2005年,这一愿望才终于实现.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十九)

由于在香港举行这届冬令营的时候，澳门首次派代表队参加，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局长韦思理先生邀请我从香港去澳门访问。当时，我只办了从内地去香港的通行证，只好从香港折回到深圳，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最终办好了到澳门的通行证。那已是2001年，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实践也证明了王杰掌握的数学奥林匹克的大方向是很正确的。另外，承蒙好友潘承彪的引荐，我结识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陈永高教授，他是王元的博士生，对于初等数学解题能力很强，小技巧很多。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随着各种各样比赛的增多，“保送”之风盛行开来。在这股风潮越演越烈之后，教委又发文件说学科比赛不能作为升学的依据，但对高中竞赛保送上大学却特例放行，搞得我们学科竞赛的形象非常扭曲。其实，数学会从来就没有赞成过“推荐保送”的事情，有关方面却把帽子扣到我们头上，弄得每一年搞竞赛的同志都提心吊胆。

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连载十二)

奥校叫停之后，1995年年底，国家教委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限定以后所有国内的学科竞赛都要报教委批准之后才能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