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积极居民”: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耦合路径

社区自治的难点是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不足、主体间的协作关系不顺、主体集合的主体性及社区认知不强,究其根源在于社区社会的耦合机制缺位,自发秩序无法形成。政党具有再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和政治能动性,尤其在社会力量发育不足、公共理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党可作为引领主体承担起弥补社会权力真空、以政治行为撬动社会活力的职责,这是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合理性所在,也是“政党引领”与“社区自治”不相冲突的底层逻辑。因此,社区党组织可通过发挥组织动员、利益协调、话语建构的优势,培养个体能动、个体间合作、整体性自觉的“积极居民”,构建有机团结、良序关联的主体间关系,进而达到重塑社区社会、助推社区自治的目的。

“民族互嵌”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准则——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整合视角

“民族互嵌”是不同民族的人居空间、关系网络、心理素质相互融通、彼此吸收,使社会一体性和国族认同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和现象,其必要性源于国家整合族际社会、推进国族建设的根本利益:空间互嵌可为个体成员的跨族交往提供便利,关系互嵌可为族际关系的网状延展和交往规范的传输积累创设情境,心理素质互嵌基于公民身份辨识和国族共同体感知发生。通过人居空间、社会关系、心理素质的相互嵌入,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作为群体的传统民族均被整合进国族共同体,由此中华民族的实体性社会基础得以巩固,亦有助于国族认同的提升。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权、产权与治权:“香火地”部落的治理逻辑探析——基于对传统时期欧拉部落社会形态的田野调查

以1958年以前的欧拉部落为例,藏传佛教以拉卜楞寺院为核心,沿其"拉德(神庄/香火庄)""穆德""曲德"部落逐层向外辐射,又从虔诚信徒处合力内聚,从正反两个方向强化以寺院为载体的教权支配,最终建立了"教权、产权、治权相互嵌套"的部落治理机制。这种由里及外又从表向内的支配通过三大机制实现:第一,经由代际教育、生活渲染实现全民信教,为藏传佛教施加非正式社会权力支配创造了可能性;第二,"香火地"部落向寺院缴纳赋税、供给饭粥、布施募捐,为其发挥正式社会权力的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拉卜楞寺院通过行政强制控制隶属部落的政教事务,对隶属部落及其属民进行强制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