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社会运动理论也因此在西方流行起来。

回望而以前行：引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观察当代中国

由于普遍忽视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学界营造出一个很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氛围,年轻一代的学者实际上在不断进行"重复论证"的工作。尽管(或者说由于)可以利用政府档案,也可以随时来中国进行相关口述访谈,但是这些新近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显得狭窄,对于熟悉早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著作的人而言,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惊喜的新经验或分析。因此,对于如何在美国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我的建议很简单:回顾而以前行。我们需要认真研习前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已获得的基础性的学术成果,以期拓展、阐释,必要时推翻他们颇具挑战性的结论和观点。

晚清抗粮斗争:上海小刀会和山东刘德培(上)

在本文的引言和结束语部分,著者试图就晚清抗粮运动跟同时期的欧洲抗租斗争进行比较对照。她认为两者都是属于可证明为同一的模式。然而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情况互不相同。第一,欧洲的抗租斗争发生在民族国家形成中走向上坡的阶段,而中国的抗粮运动。则爆发在清帝国日趋衰颓、走向下坡的阶段。第二,十九世纪欧洲的抗争者基本上是城乡下层社会或者微不足道的平民,而中国的抗粮运动,除广大群众外,还有介乎官民之间的地方缙绅阶层的参加,并担任领导。晚清抗粮运动与地方团练有密切的联系。在国家倡导的体制结构内举办的地方团练却充当了日后抗粮运动的组织基地,而团练的领导权,则操在地方缙绅阶层手中。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乃是专就上海小刀会(1853—1855年)和山东刘德培(1862—1863年)两场叛乱运动的个别事例,探索其间的某些共通性和变革。两场运动之所以在组织编制、特性和发展演变情况、结局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多半是叛乱发生地点的地方社会、经济条件的反映。据著者自注,她曾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下访问中国,从事本文所论述的专题研究。当她在华期间,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和茅家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方诗铭教授、博山区图书馆馆员王延恕等为她提供研究上的指示和便利,对此她表示衷心感激。另一方面,本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遇到原著所涉及的若干历史论著的中国或日本作者的姓名如何还原的问题。译者曾就各该中国和日本作者的姓名向裴宜理教授询问汉字写法,承她于百忙中查明各该作者的汉字姓名,不远数万里,专诚复函见告,谨向她致以最真挚的谢忱。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

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1912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1978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1949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中国与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国家角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既是衡量国家发展现状的合理标准，又是对未来经济发展进程具有借鉴性的指标。因此，中印两国为人津津乐道的“崛起”引发了对两国高等学府现状的同等关注，并不奇怪。两国政府在国家支出（尤其是中国）的巨额增长及扩大的大学入学率推动下，通过近年来中印两国的教育改革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中印两国，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目标明确强调的。

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长期从事中国革命传统的研究,以独特视角挖掘中国革命政治,其研究涉及中国的工人运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文化、动员方式等多方面,同时对近代中国民众反抗和底层政治、中国政府的治理路径及其有效性、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等问题有深度见解,其研究成果丰硕,学术成就突出。在研究方法上,裴宜理教授综合采用环境生态学视角和个案研究方法,以比较研究的视野和跨时段、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为海内外学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逻辑。2019年5月10日,本刊特邀裴宜理教授就中国革命史研究相关问题发表见解,以期能引起学界和学人关注,并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晚清抗粮斗争:上海小刀会和山东刘德培(续)

山东刘德培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长江三角洲的范围。在攻占南京后,太平天国当局随即调遣大军北伐,俾便同华北平原诸叛乱集团会师,指望发动一次对清帝国首都北京的联合进攻。尽管事实证明他们的最终目标始终没有达到,太平军的节节北进,竟然鼓动了给人深刻印象的华北地区反清统治的抗争的爆发。正如在南方一样,在征收漕粮上的横暴行为促使民众抗争获得了立刻可用的借口,而新兴的团练。

增长的痛楚: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历时30多年,其经济成就和社会效益令世人惊叹;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过程而出现并积累的问题也使形势令人忧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的崛起如此之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在相应的领域实施了应对政策,以期保持其治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当代中国(暨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逐渐从对政权更迭的预测转向对党和政府具体的政策实践和治理路径的考察。通过这些学理观察,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对上述政策挑战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将独特的政策路径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政治研究:告别革命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祸害吗?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了解: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进了改革以来的成功。

重拾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安源煤矿大力推行的政治动员,是中国革命史中不应被遗忘的部分。在安源,理想主义的共产党干部领导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非暴力罢工,举办了针对工人、农民及其家庭成员的成人教育项目,使得共产主义革命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为了迎合各种个人、政治和经济因素,"安源革命传统"经年以来渐趋含混和扭曲,因此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以发掘革命路径的另一种选择,它的主要推动力不是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而是个人为了寻求尊严而投身基层组织。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

略论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的更具活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在当下中国,随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民国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也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教会大学究究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先驱,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本文试图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两个案例(上海纽约大学与燕京学堂)与民国两所顶尖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实践(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制度、文化以及学术层面的比较,以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学术竞争的风险:过去与现在

当下的教育全球化与近代教会大学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大量的学术竞争。由于缺乏明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学术竞争并不一定带来学术增长,反而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冲突。本文以早期的齐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和目前的北大燕京学堂为例,进行了相关分析,指出学术标准的重要性、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系统持续发展的保障。

美国的农民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介绍了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几位有影响的学者用比较方法研究农民问题的成果及他们的著作，分析、评价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指出学者们的问题是他们把农民简单化了，而农民这一复杂的群体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够适合反映农民各种丰富的心理和活动。

黄崖之谜:晚清时期一场有争议的“叛乱”

同治年间,数千民众听从学者张积中的召唤,聚集在山东肥城、长清交界的黄崖山,原本是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寻求互助互济与自卫,但最终被山东地方政府认定为'邪教',加以残酷扫荡。促使黄崖教案发生的潜在罪证是这场运动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像是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黄崖事件(黄崖教案),揭示了晚清乡村社会与宗教、士绅、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利益的联合,也是政府用高压手段处理民间组织的一个典型案例。其负面影响巨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急剧增加了中国乡村精英阶层对政府权威的疏远,并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土匪结合起来,形成武装反抗。半个世纪后,不成熟的民国政府和晚清统治者相比,也不能更好地对乡村地区施加控制,宗教启示性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布华北,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另一道风景。

工作队:苏联经验的中国化

一、跨越城乡鸿沟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现代,治理任何复杂的大型社会,都需要连接、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有效渠道。当政府官员与武装力量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时,国家不能必然保证具有向偏远农村传达与实施政策的能力。然而,跨越城乡鸿沟对于政权有效而长久的统治至关重要。

中国与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国家角色

近年来,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讨论声势愈烈,两国在各方面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便包括高等教育。中国和印度的高等教育均具有悠久历史,但其发展却呈现出不同轨迹。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和教会学校起到了什么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两国推广的历程为何不同?大学的性质及行政权力分配如何决定了高等学府的发展道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种姓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两国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达到国际化,实现创新?本文以中印两国国家角色为立足点,采用比较视野,从历史、政治与社会三方面对两国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考察。

当代中国的毛主义辩论——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频繁提及,以及他自己对意识形态创新的主张,引发了关于毛主义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的争论。这个讨论追溯处于冷战高峰期时关于毛主义自身意义的早期辩论。本文将重访这次早期辩论的场景,并在其与当代相关性的视角上,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与卡尔·魏特夫之间的这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