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取率及举人总数考述

明代应天府乡试平均录取率为7.26%,其中洪武、永乐时期为最高的平均23.22%,此后录取率整体上不断降低,至晚明一度低于或接近2%。明廷分别在成化二十一年、正德和嘉靖时期,共四次限制考生规模,但均只能遵行一时,很快就被公然违反,其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地区生员数的不断增加,这也说明南畿地区士子获得举人功名的难度不断加大。有明一代至少共录取举人12246名,是为明代乡试录取数最多的地区。

明代南直中卷与南卷地区科举实力的差异及其成因

在明代会试中,南直的凤阳、庐州、安庆三府和徐、滁、和三州被划归中卷地区,其余十一府一州则被划归南卷地区。明廷作如此划分的主要原因是两地区科举实力相差悬殊,其主要表现为南卷地区无论是进士、举人、解元和经魁的总数或县均数,皆远超中卷地区。造成这种差异的成因源于多个方面,首先,南卷地区拥有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浓厚的科举氛围是核心因素;其次,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上的巨大优势奠定了基础;最后,更为发达的家族组织及领先的印刷业是重要的推助力。

试论明代乡、会试中的贴卷

明代乡、会试中的贴卷,是指将违反科场作文规定或作弊的考生试卷,贴于贡院墙外或至公堂不再录用。贴出原因具体有考生越舍互录、未能及时誊真,文章字数不符规定、出现避讳之字、命题错落、违反各种作文格式及被发现关节作弊等等。贴卷之法具备减轻考官阅卷负担和提高科场公正性等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贤才被抑和不利收士子之心等消极影响。

明代乡试录取率考证——兼论其史料来源

明代乡试录取率的史料来源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官方编纂的各科《乡试录》,明人文集和地方志等相关著作中的乡试录序文,散见于明人文集和笔记中的考录信息,三者可信度依次递减。目前,明代乡试录取率研究依然有可推进的余地,依据可信史料,至少还可考证出未见的乡试录取率16科,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研究比较薄弱的万历中期以后。

明代应天府乡试考官新探

应天府既是明初的首善之地,其乡试规模也是全国之冠,故应天乡试历来被统治者重视,其乡试主考官从建文元年开始就从翰林官中选任。主考与两类同考官之间关系不甚相同,一是与教官同考,以主考领导下的合作为主;二是与甲科有司同考,既有合作又有相互监督。应天乡试考官给乡试取士造成的影响,则是积极远大于消极的一面。

明代应天府乡试举人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应天府乡试规模及产生举人数皆为全国之冠,其中10 588名南直隶籍举人分布呈现南多北少,总体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并随时间推移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等特点。各府附郭县在举人分布上优势明显,而府学中式举人大部分属附郭县则是其客观原因之一。957名外籍举人地理分布则来源广泛,但极不平衡;91%外籍举人集中在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

明代科举同年关系及其官场效应

明代科举同年关系相较前代愈加受到重视。同年关系建立以后,逐渐分化为信—助型、礼仪型和对立型三种,其亲疏关系递减。前两者属于正面同年关系,在官场会给同年带来默契配合、良性建议、助力申救、推荐和提携等诸多积极的效应。后者属于负面同年关系,在官场易招致祸端,甚至倾轧陷害。身处同年关系网络中的官员,大多都乐于经营与同年的关系。

明代乡试资格考试科举配额与科举经费编征

自正统以后,明代乡试资格考试逐渐确立,科举配额制在嘉靖年间开始延伸至乡试以下,参加乡试的名额逐渐以通过的资格考试类型分为正科、遗才和大收,并主要以儒学为单位定额分配。这种资格考试中的科举名额,在按学校科举实力强弱分配的基础上,也遵循地域平衡原则,并有四项基本的增减机制。同时,乡试资格考试中科举配额制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决定了地方科举经费中“乡试考生费用”编征的名目和群体数量,两者呈现出相通与联动的关系。若忽略此制,则难以正确解读和把握相关科举经费的编征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