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休克预处理对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抑制作用

目的:探讨热休克预处理(HPC)减轻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方法:热休克预处理后动态检测大鼠胰腺组织热休克蛋白(HSP)表达。建立大鼠胰腺移植缺血再灌注模型,热休克预处理后12h的供体大鼠胰腺移植作为实验组,未预处理的供体大鼠胰腺移植作为对照组。胰腺移植后6h检测静脉血及移植胰腺。Western blot法检测胰腺组织中HSP70的表达,免疫组化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TNF)-α表达。碘淀粉比色法检测血淀粉酶水平。光镜观察胰腺病理改变。结果:HPC后供体大鼠胰腺中HSP70的表达在12h达到高峰,与其他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未预处理组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48h恢复到原来水平。胰腺组织中TNF-α、白细胞浸润及血淀粉酶水平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实验组胰腺间质水肿及出血明显轻于对照组。结论:热休克预处理可以减轻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热休克预处理的延迟保护作用与HSP70的诱导生成有关。

异丙肾上腺素预处理对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抑制作用

目的:探讨减轻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机制.方法:IPC后动态检测大鼠胰腺组织热休克蛋白表达.建立大鼠胰腺移植缺血再灌注模型,选择表达热休克蛋白高峰时段供体大鼠胰腺移植作为实验组,未预处理供体大鼠胰腺移植作为对照组.移植后6h,采集静脉血及移植胰腺.热休克蛋白70(HSP70)分别用Westernblot法及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流式细胞仪检测胰腺细胞凋亡率.碘淀粉比色法检测血淀粉酶水平.结果:IPC后供体大鼠胰腺中HSP70的表达在24h达到高峰,与其他各时段比较具有显著差异(0.92±0.25vs0.24±0.04,0.34±0.06,0.58±0.07,0.62±0.11,0.25±0.09,均P<0.05),IPC后6h,12h,24h,36h大鼠胰腺中HSP70的表达与未预处理组相应时段比较差异也显著(0.34±0.06vs0.28±0.07,0.58±0.07vs0.25±0.04,0.92±0.25vs0.27±0.05,0.62±0.11vs0.25±0.06,均P<0.05),48h恢复到原来水平.而未预处理组各时段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SP70主要表达于胰腺腺泡细胞及血管壁.对照组胰腺组织中TNF-α、细胞凋亡率、中性粒细胞、血淀粉酶的水平明显升高,与假手术组相比差异显著(均P<0.01).实验组降低了胰腺组织中TNF-α、细胞凋亡率、白细胞数、血淀粉酶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1929±1220vs46111±3127,26.7%±4.5%vs37.4%±4.7%,3308±531vs6668±1506,1057IU/L±148IU/Lvs1408IU/L±195IU/L,均P<0.05).结论:IPC减轻了大鼠胰腺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IPC保护作用与HSP70的诱导生成有关.

胰岛移植受者术前评价与管理

目前,糖尿病已成为影响全球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据2015年的官方统计,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亿,并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1型糖尿病患者由于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胰岛β细胞造成胰岛细胞功能丧失,完全依赖于外源性胰岛素治疗。国际研究资料显示,1型糖尿病患者虽然接受积极的胰岛素治疗,但仍有超过50%的患者会出现微血管病变相关的远期并发症,并且患者容易出现低血糖发作,

检测粪胰弹力蛋白酶评价糖尿病及尿毒症患者胰腺外分泌功能进展

慢性胰腺炎、胰腺囊性纤维化、糖尿病、尿毒症等患者常出现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外分泌试验是检测胰腺功能的重要方法。胰腺外分泌试验分为直接外分泌功能试验和间接外分泌功能试验。直接外分泌试验是利用胃肠激素直接刺激胰腺,测定胰液和胰酶的分泌量,以作为判断胰腺外分泌功能的参考。

胰岛移植后立即经血液介导的炎症反应的治疗进展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两类胰岛移植是治疗1型糖尿病患者的同种异体胰岛细胞移植和治疗难治性慢性胰腺炎全部或部分切除患者的自体胰岛细胞移植[1-2]。肝脏是胰岛移植的首选部位,一般通过静脉注射输注胰岛细胞[3]。一些患者胰岛移植后脱离胰岛素治疗,但这一结果是短暂的,大多数患者仍需使用外源性胰岛素[4]。

供者尿液肾损伤标志物检测与肾移植预后的关系

目的:通过前瞻性研究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脑死亡期间尿液肾损伤标志物与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及肾功能恢复的关系,阐明肾脏损伤标志物对移植肾预后的评估作用.方法:收集从2015年10月~2017年5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DCD供肾肾移植术的101例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后随访期为半年.结果:101例受者中出现DGF 9例(8.9%),平均术后6月肌酐为118.0±35.2μmol/L.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DGF影响因素包括供者肌酐(P=0.02)、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P<0.001)、尿肾损伤分子1(KIM-1)(P<0.001)、尿白细胞介素18(IL-18)(P<0.001)、受者体质量指数(BMI)(P=0.024)及受者原发病(P=0.025).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供者年龄和尿NGAL是DGF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6个月肾功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供者BMI(P=0.01)、供者年龄(<0.001)、供者高血压(P=0.001)、尿KIM-1(P=0.008)、尿NGAL(P=0.001)、受者BMI(P=0.012)、受者性别(P=0.015).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后显示,供者尿NGAL、BMI和年龄是影响术后6个月肾功能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尿NGAL与DGF发生相关,且对于早期肾功能评估具有一定价值.

胰肾联合移植术式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报告

目的通过总结不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方式的优势,为临床选取优化的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方式,以及研究不同手术方式改善术后患者预后的机制打下基础。方法回顾性1999年12月至2013年9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4例行胰肾联合移植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采用不同胰腺静脉回流及胰腺外分泌引流的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4组:第1组(n=18):采取胰腺静脉体循环回流(SE)和胰腺外分泌经膀胱引流(BD)手术方式;第2组(n=5):采取胰腺静脉经门静脉回流(PE)和胰腺外分泌经肠道引流(ED)手术方式;第3组(n=8):采取胰肾异侧移植、SE-ED手术方式;第4组(n=63):采取胰肾同侧移植、SE-ED手术方式。比较4组不同手术方式患者、移植胰腺1年生存率,手术前后移植胰腺功能延迟恢复、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情况,手术时间、胰腺冷缺血时间、再手术率,以及术中总输血量、术后1个月血糖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各组移植胰腺功能丧失的原因。结果 4组患者1年生存率分别为100.0%、80.0%、100.0%、96.8%(χ2=5.40,P>0.05),移植胰腺1年生存率分别为88.9%、80.0%、87.5%、90.5%(χ2=0.58,P>0.05)。第1组、第2组、第3组均发生DGF 1例,第4组3例;第1组和第4组均发生DGF 1例,第2组和第3组没有DGF发生,4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4组平均随访时间分别为87.3、69.8、59.0、23.0个月,手术时间分别为13.5±2.6、12.4±3.2、10.5±2.6、(8.9±2.5)小时,胰腺冷缺血时间分别为9.1±2.5、8.4±2.1、8.8±1.3、(6.5±1.2)小时,再手术率分别为33.3%、20.0%、25.0%、1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中总输血量第1组最高,第4组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移植胰腺功能丧失原因:第1组1例,为移植胰腺静脉血栓引起;第2组和第3组各1例,均为移植胰腺十二指肠瘘引起;第4组5例,其中移植胰腺静脉血栓1例,移植胰腺动脉血栓3例,移植胰腺急性排斥反应1例。结论 PE-ED术式具有外科手术难度大、患者风险高的特点。ED术式术后早期的安全性大大提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成为多数移植中心的首选术式。胰肾同侧移植、SE-ED术式能够有效降低手术时间及胰腺的冷缺血时间,减少再手术率及术中输血量,而患者及移植物存活率不低于其他术式,有临床应用价值,但仍需进一步随访验证。

经大网膜生物支架胰岛移植技术的探讨

目的探讨临床大网膜胰岛移植途径的效力。方法2例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患者,顺利完成胰腺修整、胰岛提取等过程后,借助腹腔镜方式,利用可吸收血浆凝血酶为生物支架,完成大网膜胰岛移植术。结果2例患者术后恢复顺利,血糖水平控制平稳、C-肽水平较移植前显著升高,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前下降。结论胰岛移植是目前有希望治疗T1DM的方法之一,我们将胰岛移植到大网膜显示经大网膜生物支架胰岛移植术为T1DM患者提供了可行性技术路径。

儿童肝移植后胰岛移植的观察研究

目的探讨肝移植后患儿行经皮经肝门静脉穿刺胰岛细胞移植,治疗1型糖尿病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例肝移植后进行胰岛细胞移植的1型糖尿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利用胶原酶联合中性蛋白酶消化捐赠者胰腺,连续密度梯度离心方法纯化胰岛细胞。患儿全麻下行经皮经肝门静脉穿刺胰岛移植术,将胰岛细胞经门静脉移植到肝脏内。术后监测血糖、胰岛素用量、C肽与肝肾功能。移植后给予防治排斥反应、抗凝、预防感染治疗,根据患儿血糖酌情给予胰岛素。结果成功分离高纯度胰岛,胰岛当量为212 073 IEQ,活性95%,葡萄糖刺激指数为1.77,组织量为1 ml。术后患儿空腹血糖日趋平稳,每日胰岛素用量逐渐降低,移植后20 d完全停用外源性胰岛素,空腹C肽水平显著升高,肝肾功能稳定,无胰岛移植并发症。结论儿童肝移植后胰岛细胞移植治疗1型糖尿病疗效良好,安全性高。

胰腺供体选择与保护对胰岛分离结果的影响

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是一类自身免疫性疾病,近年来,尽管胰岛素治疗的质量持续改进,但是仍不能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1]。胰岛移植被认为是T1 DM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且具有治疗效果显著、移植组织量少、移植方式微创简便、可重复多次进行及并发症少等特点[2-3]。目前,全球已有超过900例患者接受异体胰岛移植[4]。

联合脱敏治疗在高度致敏受者肾移植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脱敏治疗在高度致敏受者肾移植中的应用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5 例群体反应性抗体峰值≥ 30%的高致敏患者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临床资料。男性8 例,女性17 例,平均年龄( 45±12)岁。首次接受移植者8例,二次移植者 15例,三次移植者 2例,输血史 17例,妊娠史 12例。3 例为亲属供体肾移植,其余均为尸体供体肾移植。术前行血浆置换或蛋白A 免疫吸附+利妥昔单抗+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脱敏治疗。术前交叉淋巴毒试验阴性。采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和甲泼尼龙免疫诱导,术后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皮质激素三联维持治疗。结果其中20(20/25)例患者移植后1 周内血肌酐降至正常。1 例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于手术当天切除移植肾,1 例于术后第3 天出现加速性排斥反应,血浆置换3 次治疗无效,于术后第7 天切除移植肾,4 例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术后第18 ~ 25 天肾功能恢复正常。发生急性排斥反应5 例(20%),其中2 例诊断为抗体介导急性排斥反应,经血浆置换治疗3 次和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1 周后逆转,其余3 例为细胞性排斥反应经激素冲击治疗后逆转,1 年移植肾存活率92%(23 / 25)。结论高致敏受者肾移植在良好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leukocyte antigen,HLA)配型,尽量避开受者预存的抗HLA 抗体位点的前提下,术前采用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联合利妥昔单抗、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进行脱敏治疗,能有效预防和治疗急性排斥反应。

肾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影响因素。方法运用SPSS13．0软件，分析长期随访的119例肾移植受者的年龄、性别、术前致敏状况、配型相容程度、移植肾功能恢复状况、免疫抑制方案对移植肾长期存活的影响。结果6个变量中年龄、性别、术前致敏情况、配型相容程度及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对移植肾存活情况无明显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781、0．222、0．407、0．176、0．419。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与移植肾长期存活关系密切，P值为0.019。结论保证移植肾功能早期良好的恢复，降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对移植肾长期存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肾移植患者中伏立康唑对他克莫司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目的 探讨肾移植患者口服伏立康唑(VRC)对他克莫司(TAC)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纳入在服用VRC前均已口服TAC超过2 d并达到稳态血药浓度的肾移植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服用VRC 200或400 mg·d^(-1)后的第3、5和10天,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测定TAC的药物谷浓度(C_(0)),用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基因型,并比较联合使用VRC后TAC药代动力学的变化情况。结果 11例肾移植患者使用VRC后,TAC C_(0)为3~8μg·L^(-1),浓度剂量为原剂量的50.00%~87.50%。VRC对TAC的影响程度在个体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服用VRC后的TAC C_(0)平均值明显高于VRC前[(12.14±3.89)vs(5.20±2.79)μg·L^(-1)]。11例肾移植患者根据细胞色素P450(CYP)2C19-CYP3A5基因多态性进行分组,在联合用药情况下,慢代谢组TAC在第3、5和10天的C_(0)/剂量均显著高于快代谢组[(582.10±252.30)vs(439.03±166.08),(873.71±449.22)vs(666.60±168.00),(852.10±505.73)vs(261.50±81.98)μg·L^(-1)·mg^(-1)·kg;均P<0.01]。结论 肾移植患者口服VRC对TAC药代动力学有着显著的影响,两者联合应用TAC剂量需要减少原始剂量1/3的原则已经不适用,可能与VRC本身的药代动力学以及CYP2C19/CYP3A5基因多态性有关,建议在联合使用VRC和TAC时定期监测TAC药物浓度。

果园化学除草剂最佳药量试验

４１％农达是果园较好的灭生性除草剂，１０％草甘膦可用于成年果园杂草的中后期灭生性处理。施药量农达以３．８～４．５Ｌ／ｈｍ２１００倍液茎叶喷施，草甘膦以２４．１～３１Ｌ／ｈｍ２５～３３倍液茎叶喷施效果最佳，除草有效期３０～４０ｄ。施药１５ｄ左右即可在果树行间播种多种矮秆作物。该项技术的推广可为果园每公顷节省除草用工６０个，纯增效益可达５００余元。

肾移植术后早期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复发一例报告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aHUS)是一种罕见病,肾移植术后复发率高,移植肾预后差。本文回顾性分析1例肾移植术后早期aHUS复发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临床经验。本例虽经血浆置换、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利妥昔单抗封闭B淋巴细胞、激素冲击等治疗,仍然出现移植肾功能衰竭,考虑为aHUS引起终末期肾病。因此,对肾移植患者应充分评估术后aHUS复发风险。

肾移植术后卡氏肺囊虫肺炎的诊断和治疗体会

目的总结肾移植术后卡氏肺囊虫肺炎（PCP）的治疗经验及病情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186例肾移植术后患者发生PCP28例。61例肾移植术前使用抗CD＋单克隆抗体免疫诱导者中发生PCP10例（16．4％），125例单纯激素免疫诱导者中发生PCP18例（14．4％）。52例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FK506）加霉酚酸酯（MMF）加泼尼松者中发生PCP10例（19．2％），134例环孢素（CSA）加MMF加泼尼松者中发生PCP18例（13．4％）。临床表现为发热28例、干咳28例，胸闷气短12例。发病时间在肾移植术后1．5～7个月，发病至就诊时间〈7d，确诊时间为发病后4～10d。发病时实验室检查SCr70-106μmol／L）治疗前及痊愈后外周血CD才淋巴细胞数分别为（245±32）、（536±25）／μl。胸部影像学检查28例患者表现为双肺片状毛玻璃样阴影，患者均经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液检查诊断为PCP。治疗采取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口服复方磺胺甲恶唑（SMZco）100mg·kg·d^-1持续使用2～3周；19例血氧分压〈70mmHg（1mmHg-0．133kPa）者静脉给予小剂量激素治疗。结果28例治疗2～3周后均痊愈出院。1例6个月后复发，继续应用SMZco 2个月后双肺间质炎症消失。5例治疗后实验室检查SCr升高，停用SMZco 1个月后肾功能恢复正常。CsA与FK506组、抗CD25^＋单克隆抗体免疫诱导与单纯激素免疫诱导组PCP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与痊愈后外周血CD才淋巴细胞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肾移植术后早期出现发热、干咳、低氧血症，胸部影像学表现双肺间质性炎症者，应高度考虑PCP的可能。SMZco治疗效果良好。

心肾联合移植一例报告

受体，男，38岁。体重93 kg，身高180 cm，血型A。发现多囊肾10余年，扩张性心肌病4年余，血液透析6个月余入院。查体：脉搏87次/分，血压118/76 mmHg（1 mmHg＝0.133 kPa）。慢性病容，贫血貌；心音弱，律齐；腹型膨隆，可触及多囊肾，下极平脐。胸腹CT检查：右肺中叶肺气肿，右肺下叶局限性不张，肝脏多发性囊肿，双侧多囊肾，右侧髂总动脉及左侧髂内动脉硬化。

CYP3A5＊3基因多态性指导肾移植受者他克莫司个体化用药的前瞻性对照研究

目的研究细胞色素P4503A5（CYP3A5）＊3基因多态性指导肾移植术后他克莫司个体化用药的临床效果。方法术后第1天采用焦磷酸测序法测定肾移植受者CYP3A5＊3基因型，并根据基因型将60例受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首先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根据经验于术后第1天常规给予他克莫司初始剂量4．0mg／d。试验组根据CYP3A5＊3基因型的不同在术后第3天调整他克莫司的剂量[AA型（表达型）为0．12mg·k^-1·d^-1，GG型（不表达型）为0．06nag·kg^-1·d^-1]；对照组则按照血他克莫司浓度检测的结果调整他克莫司剂量。比较两组术后第5天达到血他克莫司靶浓度（3～8μg／L）的受者比例、达到靶浓度所需要的时间及2周内调整剂量的次数。结果肾移植术后第5天，试验组达到靶浓度的受者比例为90％，对照组则为46．67％，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受者达到血他克莫司靶浓度的时间为（3．67±1．32）d，对照组为（7．57±3．42）d，试验组受者达到血他克莫司靶浓度所需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术后2周内，试验组受者的调药次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未调药就能达到血他克莫司靶浓度的受者比例高达70％。结论根据CYP3A5＊3基因型调整他克莫司剂量优于传统的经验性给药方案，能有效地使各基因型受者在肾移植术后早期迅速达到有效的血他克莫司浓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