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下,数字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二者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可以产生促进作用,并存在区域异质性。从直接效应来看,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对周边省份有更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日本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关系是日本银行最棘手的问题。金融危机前后的日元升值和2021年以来日元急剧贬值期间,货币政策均成为被指责对象。日元升值背后是日美货币政策趋同引发日美利率差缩小和日元避险货币功能的强化,而当前日元贬值主要源于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利率差扩大,同时作为非货币政策因素的日元避险货币功能减弱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促进日元贬值,并影响日元汇率走势。

河北省能源消费及节能对策分析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粗放型发展模式使河北省出现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较重等问题,能源危机已经日益显现。在分析河北省能源消费特征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河北省节能降耗对策建议。

中国大型体育赛事融资模式及其创新

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的融资主要有政府投融资、市场化投融资和混合投融资3种模式,混合投融资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基于项目分类法来看,公益性项目主要依赖于政府全额投入,准公益性项目一般由政府先期主导,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而经营性项目的融资主要由企业自主筹资。从创新方向上看,公益性项目适合于政府投融资模式,但要对部分项目进行以PFI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准公益性项目应灵活运用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应尝试资产证券化和建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模式的创新需要政府从法律法规、人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保障。

2008年度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述评

每年一度的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2008年7月发表,副标题是"风险中的日本经济",重点分析了日本经济面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认为短期的风险在于美国经济下滑、石油价格及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外部风险,而中期的风险是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家庭和企业不能积极地应对各种外来风险,长期的风险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财政结构的影响。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美国实践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是在银行控股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的是为了规避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限制。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银行控股公司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明确了法律地位。伞形监管框架是美国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有效监管而建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由美联储负责,而对各类子公司的监管由功能监管机构负责。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近年来发展迅速,且呈多种类型。金融控股公司已成为金融混业经营的重要载体。在此形势下,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能够防范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监管框架,另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应该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风险防范制度。

中国重化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思路

当前,中国重化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管理体制的特点与弊端并存,主要表现为以政府管理为单一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为倒金字塔式、管理职能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等等。为了有效根除这些弊端,理应采取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对园区实施一揽子放权改革、实行与一般园区差别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创新管理机构层次、逐步建立多元管理体制等措施。

日本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货币政策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贴现率和隔夜拆借利率不断降低,1999年3月至2000年8月间甚至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依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预示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无能无力;同时,90年代的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已经使日本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政策空间。因此,在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间,日本中央银行放弃传统的价格宽松型货币政策,改为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即操作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化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通过不断提高央行购买国债的额度增加商行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扩大流动性,以期达到降低利率、增加商业银行贷款和投资、稳定金融体系和扩大经济增长预期及政策持续效果,并最终消除通货紧缩。从实施情况看,部分效果是显著的,而部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客观全面分析和评价日本这一特殊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中国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思考——从日本交叉持股谈起

交叉持股是许多国外资本市场中常见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其中日本的交叉持股现象最为典型,在50多年的实践中,日本既体会了交叉持股的甘甜,更品尝了交叉持股的苦酒。我国的交叉持股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解禁更暴露了交叉持股的两面性,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更是放大了交叉持股的利益和风险。伴随2007年中国股市价格的飙升和暴跌,中国的交叉持股过早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殊的交叉持股和交叉持股的两面性,借鉴日本交叉持股的经验和教训,从法律和市场机制上规范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行为是本文研究的中心。

当前国际贸易形态变化:基于OECD经济体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分析

高端装备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实体产业的国际贸易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带来显著性的影响。运用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OECD经济体不同技术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水平,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一国的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导致这一原因的结果主要在于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将提高产品生产成本,但对高收入国家或整体技术实力较强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而言,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仍具有促进作用。可见,高端装备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方向应为高精尖研发设计,同时区域经济体还需要对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落后产能予以市场出清,方能有效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的显著促进作用。

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当前的中日关系就总体而言处于一种政冷经热的状态中,但是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双方均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变化将对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中日贸易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率发现,中日贸易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具体来讲,虽然有较大的起伏,但是日本对华进口、出口增长对其GDP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是稳步攀升。本文还从贡献度和贡献率的变化轨迹角度,将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稳定依赖关系的形成阶段和依赖关系加深的阶段。

日本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及财务报表评析

金融危机后,在学术界普遍主张减持美国国债和中国政府时增时减的背景下,日本却稳定采取增持美国国债战略,日本外汇储备形成和管理机制、外汇资金特别会计的制度设计及其财务报表的特征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发现日本外汇资金特别会计中投资收益的存在是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和投资美国国债的重要政策依据。首先分析日本外汇储备的形成及其管理机制,发现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分析日本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及财务报表状况,把握巨额投资收益形成的原因,最后分析日本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存在的问题及近年来的改革措施。

战后日本证券税制沿革及其评价

日本证券税制涉及到证券流转税、证券所得税、证券利得税和证券遗赠税各个方面。战后初期基于鼓励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目标,制定了证券所得税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台了系列改革措施,意在改革优惠的政策体系。而改革的结果却使证券体系更加复杂、租税特别措施下的优惠税制依旧。从证券税制改革的效果看,尽管税制改革影响了个人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但没有发现税制改革与股价变动之间的关系,说明证券税制在调节股价波动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日本的产业振兴: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源于产业政策的成功,在"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等感叹的背后是新产业或战略产业的匮乏、产业政策的乏力。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出台了许多振兴产业的战略,2010年出台的新增长战略把握了日本产业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正在日本各界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灾难中断了产业振兴计划,震后日本能否实现产业振兴更加引人注目。文章首先分析和评价近年来日本出台的各项经济振兴计划,其次,研究大灾难对日本产业振兴的影响和提出的新问题,最后分析震后日本产业重建战略及其趋势。

雾霾治理的国际经验借鉴及启示

近年来,雾霾成为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理顺治理雾霾机制,强化区域联防控、溯本逐源,加之末端的综合治理是雾霾治理的有效途径。国外在较早时期也曾遭遇严重的雾霾影响,在雾霾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外雾霾治理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雾霾治理的有效之策。

2006年日本经济财政白书述评

白书共分三章,第一章分析了日本经济景气状况,包括景气恢复中的物价变动、金融财政政策和金融资产市场;第二章分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的行为变化,特别对日本式经营的特点、变化趋势以及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三章分析了家庭环境的变化及其提高综合素质等问题。

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

日美贸易摩擦是否推动了日本国内的结构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日美经济摩擦从产品摩擦过渡到体制机制摩擦之后,二者出现了一定的同步性。如,1985年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与日本的扩大内需政策,1989年日美结构协议与结构调整,1993年开始的系列经济对话机制与日本规制缓和等。文章分析的结论:是日本并不是屈服美国压力,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改革建议,而是利用了美国压力推动了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对于并不亟需或不必要的改革,日本采取了迂回或敷衍方式,实现了“息战”。

2001年日本经济财政白书评价

日本自1947年开始出版《经济白书》,至今已出版54年,出版时间基本是在每年夏季,由经济企划厅编制,而2001年的经济白书在12月出版,由内阁府编制,书名由原来的《经济白书》改为《经济财政白书》,副标题是《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2001年经济财政白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均出现了不同的特点。 一。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梗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在抑制高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政策框架摇身一变似乎成为一些国家或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提升物价水平的政策“神器”,尤其在日本更为突出,通胀目标制不仅成为央行、政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更成为不同时期日本银行设法规避或执着追求的对象。本文首先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发展历程,梳理通胀目标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实践及其效果,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日本通胀目标制实践,归纳其在抑制通货膨胀和提升物价水平中的作用;其次分析黑田东彦行长任内标准通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实践以及预期传导路径;最后基于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差异,从利率与投资、货币规模与信贷、汇率与出口以及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展示了货币传导机制遭遇的“梗阻”,并揭示“梗阻”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金融领域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关系的演变

行政监管领域行业监管和竞争监管是规制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政府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的关系问题。日本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形成了严格的竞争监管和金融监管框架,伴随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金融领域出现了长期竞争监管当局淡出、金融监管当局主导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放松金融监管中的限制竞争规制,在金融领域融入了自由竞争理念,特别是日美经贸摩擦时期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形成了以金融稳定为共同目标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协调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欧美国家强化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背景下,日本并没有采取特殊措施,在危机过后的10多年间,建立了新型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协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