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

在晚清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型中,除了我们习知的民族国家观念之外,还有一种国民国家的论述,它也是当时思想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理论回应。国民国家将国民确立为政治的主体,强调国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树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使传统一家一姓之私产的国家成为国民之公产;国民与国家直接的和没有中介的关联,切断了传统君权神授或天命人归的国家论所赖以存在的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纽带,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格。但作为一种外源的、翻译的现代性,"国民国家"又在各种竞争性的阐释中没落:革命派理论家以民族吸纳和取代了国民,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国民国家,以种族革命作为立国之道;改良派虽有新民以新国、铸造国民的意识,却以有机的国家、集体的国民吞噬了个体的国民,一度还以国民资格不足而误入开明专制的歧途。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中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中虽不难理解,但也因其不能妥善安置个体的国民在国家中的位置而难以奠定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

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唐小兵：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

尼布尔论民主的理由

关于民主的理论一般均含有某种人性的假定。传统自由民主者泥于世俗主义的进步信仰,将人视为"根本无害的个体",结果使民主社会既不能对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做出准确判断,又不能充分认识民主对于实现正义的价值。反对民主者则将人视为"一种危险的动物",他们虽然洞察了人性的幽暗,但其建立在悲观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反民主理论,则犯了逻辑未能首尾一贯的错误,它对人性的悲观看法没有适用于统治者身上。尼布尔则认为人既不是一种本质上无害的动物,也不是一种危险的动物,而是一种"兼有肉体和精神的造物",人处于自然与精神的交汇处,兼有"原罪"与"原义",既可趋善也可作恶。基于对人性两端的全面把握,尼布尔倡导一种深刻的谦恭精神:人应当对自身的主张,包括关于最终真理的主张之相对性保持某种最起码的认识。民主的理由在于人性: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需。

传统观念与现代国家

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的大作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的内容，如同其中文标题《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样，丰富而又耐人寻味。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