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推广及其影响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整整40周年了。回顾当年提出这些原则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仍然具有温故知新的重要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说,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受尽列强的掠夺和欺凌,饱尝屈辱外交的祸害。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现实的情况是,二次大战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削弱了,然而殖民地。

日本—东盟的“特殊关系”与日本的“太平洋圈”发展战略

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经济学者有一种看法,认为东盟同日本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日本有关方面另有一种提法,说是双方关系已构成太平洋的主要“轴心”(principal“axis”)。可见双方都十分重视这种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本文试图就这种关系的基础与内容,它的主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它同日本的“太平洋圈”(the pacific rim)发展战略的关系及其前景,提出一些看法,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加—美经济一体化问题探讨

加美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过程多久,利弊如何,有不同估计。加拿大对经济一体化既看到有可取的方面,又担心丧失自己的特性。这个过程将充满矛盾和斗争,但大势所趋,似难逆转。到下世纪下半叶,这个过程基本可以完成,但远远谈不上政治一体化。

裁军、安全与发展

裁军、发展和安全三者互有联系。国际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裁军和发展也会促进国际安全。军备竞赛威胁国际安全,也影响经济发展,人们有理由要求超级大国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促进国际安全。

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今天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不够强大。但它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大,这使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使中国成为稳定世界局势的力量,对于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和问题

亚洲太平洋地区出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美苏军事争夺和越南侵柬战争加剧。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或者继续和平稳定,或者出现紧张动乱。亚太各国人民应该努力争取第一种前途,尽量避免第二种前途。

论美—日—东盟三方关系

美国—日本—东盟国家三方的关系,是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国际格局,是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这种关系的基础,除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共同性之外,主要是经济上互有需求,外交上互相配合和战略上互相依赖,中间也穿插着矛盾和斗争。这种三方关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中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将持续一个历史时期。

老骥出枥自奋蹄

前香港《华商报》编辑裴默农同志,最近在外交部举办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中,荣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随后外交部举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又授予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精致纪念章。现将他在学习中的书面汇报刊出。题目系编者所加。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世纪情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距今已经66个春秋了.最近由于<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的出版,以及张学良密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实录"的启封,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影响世界史进程的事件,重新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往事.

外交艺术的奇葩——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地位春秋时期的外事活动有一种世界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形式:以诗代言,这使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具有浓烈的文学色彩。它的奥妙之处在于:外交场合有时意思难以直接说出,或者虽可以直陈,但不如以诗寓意更婉转而含蓄,更高雅而传神。众所周知,现存《诗经》是原始社会以来口头传诵、经孔子整理编选而成的诗歌总集。原来据说有“三千余篇” (《孔子世家》),孔子将重复的部分删略了,最后留下三百十一篇,又亡失其六。

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

春秋是当时所了解的中国大地,即“天下”范围内主权国家林立的时代,国际关系之复杂,外交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春秋初期,作为国君的诸侯是主要的外交角色,他是一国之主,对外代表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如朝、会、盟等,理所当然地都由他出面主持或参与。这种形式当代称之为“首脑外交”。春秋中后期,外交的实际权柄逐渐转入执政大臣手中,他们代表国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任何由他们签署的国际盟约仍须由国君“莅盟”(补行宣誓),立法程序始告完成。

张仪弱楚的欺诈外交

张仪是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比他晚一辈的苏秦齐名。两人活跃在列国政治舞台上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张仪于公元前333年入秦,公元前310年死于魏。苏秦于张仪死年再次入燕,公元前284年死于齐。张仪比苏秦早26年退出政治舞台。张仪主张连横亲秦,苏秦力倡合纵抗秦,两人的立场针锋相对。张仪的外交战略对秦国的统一运动,居功甚伟。苏秦的弱齐外交。

诗赋外交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有很多以诗代言、赋诗应对的现象。古人认为“诗言志”,就是说诗可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抱负。古人还认为诗可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说指明过去,预见将来。当时人们引用的诗,多见于流传至今的《诗经》一书中。孔子等学者对这些诗篇曾做过整理。《诗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五经》之一,在春秋诸侯国间的交往中,《诗经》具有独特的作用,经常被政治家们引用以娓婉地表达各自的意图。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为建立新中国外交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告成立,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课题。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是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

战国时秦国的反间外交

如果说外交是一种公开的、不流血的“战争”,那么间谍战便是一种秘密的、不见血的“战争”。这两种“战争”都是为一定的战略目标服务的,有时间谍战甚至可以取得流血的战争难以获致的效果。《孙子》有《用间》专篇,在孙武看来,“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孙子》将间谍活动分为五类。本文所谓反间外交指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不必拘泥于《孙子》对“反间”的定义。春秋战国是战争频繁、外交活跃的时期,间谍活动甚为可观。由于间谍活动大多是秘密进行的,鲜为人知,所以史书记述有限。比较起来,秦国在这方面的应用和成就,显得更加突出。秦国的反间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秦王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时期。

春秋战国的联姻外交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动,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联姻极为盛行,并对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些外嫁的贵族女子有的起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有的则恰恰相反,有的甚至在国家关系中起了不寻常的作用。春秋之世,相邻的齐、鲁两国联姻不断。齐为姜太公食邑,鲁为周公旦封地,两家均为周王所倚重,关系非同一般。鲁小齐大,齐为鲁所仰仗。但是齐鲁两国关系有时也因此而恶化。齐姜是齐襄公的异母妹妹,后来嫁到鲁国,一次她随丈夫回到齐国访问。

倡导“远交近攻”战略的范睢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关系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匡辅王室、存亡继绝的口号已不复闻,尔虞我诈,争王称霸的斗争极为激烈。“远至迩安”的目标已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带有浓厚阴谋色彩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不仅对当年的诸侯国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在外交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远交近攻”的意思即结交边远的国家,孤立、进攻邻近的国家。它的倡导者是秦国的客卿范睢。范睢是魏国人,家境贫寒。他想事奉魏王,就先投靠了魏大臣须贾做门客。其时正是田单破燕复齐、齐国声威大振之际。魏王同相国魏齐商议,决定派须贾到齐国去重修旧好。范睢同行。齐襄王(前284-前265年在位)接见须贾,对魏、燕勾结,联合攻齐的往事耿耿于怀,表示魏王不可信。范睢在旁代须贾申辩,襄王听了很满意。

春秋时期国际会议的位次之争

春秋时期,国际交往十分频繁。《春秋》所记载的244年间,各国之间的朝、聘、盟、会等活动有351次,还不包括其他的友好活动。《左传》比《春秋》多记13年,所载类似的活动更多。朝、聘、盟、会,都是由国君或卿士出面参加的正式官方活动。国家地位的高低荣辱,身份相当者是否得到平等对待,常常表现在位次的先后上。因此有时会发生位次之争,严重的甚至引起战争。公元前712年春,膝侯(膝国在今山东膝县西南)和薛侯(任姓国,今山东膝县南)同时到鲁国朝见鲁隐公(前722-712年)。谁先朝见,双方发生了争执。薛侯说,先祖奚仲当过夏代车正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