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档案记载看承载历史沧桑的自留地——以上海闵行区褚家塘生产队为例

自留地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的产物,自1956年出现至今,自留地政策仍在施行。但它出现不久就遭曲折和反复,几十年中"三分三收"。每次反复,都同当时的政策导向、政治气候、经济形势有关。

承载历史沧桑的自留地——褚家塘社会调查

自留地又名自留田。它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由农业经济组织按国家政策规定和家庭人口数，分配给各家自由种植、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社员经营自留地本是一项家庭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生活和市场需要，增加收入，活跃农村经济的；

从河流名称古音现状思考上海方言的传承

清代三朝地方志上有明确记载的上海浦东河流“王家浜”,其中“王”应读古音“yang”,现在这条河却变成了“姚家浜”。上海郊区和苏南地区还有好多带“王”字却要读“yang”音的村庄地名,因各种原因正在消失。文献中记载的大量上海方言词语也已成难词。学习方言不仅是为了便于交流,更要从非遗和文化传承角度思考。

明清吴语小说难词例解

明清吴语小说中的难词,有不少至今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线,进入词典的有些释义也可商榷,本文对"壁脚"、"响觉"、"响咯"、"收成"、"收成结果"5个吴语难词予以例释。

重大事件在村志中的记载现状及理论思考——基于上海5区10部村志的考察

村志是一村的百科全书,记载重大事件是其职责所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大事,也是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走向的重大事件,在村志中理应得到充分反映。5区10部村志实际记载都极其简单,致使重大内容遗漏,不能反映一村的主要事件和历史进程,必然会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对村志的编撰要加强指导。

略论地方旧志中物产记述及其价值——以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有关于"物产"的丰富而系统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上海自然资源及其变化,了解和研究上海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宝库。本文以清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通过清后期至清末的一个历史时期,通过即将成为大上海的上海县的一个侧面,探究上海地区自然资源变化、人们生活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旧志物产记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当今志书中物产部分的修纂亦有重要意义。

上海方言现状及思考——兼论沪语传承中的媒体责任

上海方言在这几十年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读音失记或不准,传统词语消失,常用词变成生词难词。使用者置文献记录、历史事实、基本知识于不顾,乱讲乱写,出现的差错、混乱之多在方言史上少见,上海方言变得光怪陆离。要正视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正视“语转词”现象,正视声调减少后读音的归并,正视片面强调本字现象。方言是一种包含有地理、历史、民俗等各种信息和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文化含量无法估量。如缺了方言传承这一块,海派文化、传统文化、江南文化也就缺了重要的元素。因此,需要善待方言,不应任其流失。拥有话语权的本地媒体在方言的保护和传承中肩负重大责任,不可轻疏妄为。

用档案为消失的村庄修志

我的家乡褚家塘是原上海县莘庄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队,也是一个在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娄县志》中就记有村名的老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于1993年起开始动迁,至2009年动迁结束。几乎在村庄最终消失的同时,我利用闵行区、莘庄镇馆藏档案和自己收集的家庭档案,完成了《褚家塘志》的撰稿。志书被列为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于201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上海目前唯一一部以自然村(生产队)

村志记载生产队的现状分析及思考——以上海若干部村志为探讨中心

生产队是原人民公社下属生产大队的基本成员单位,是有建制的实体单位、自负盈亏的基本核算单位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村志记载生产队各类内容是其职责,也是保存社会基层基础资料的最佳载体。但上海部分已出版村志普遍存在不记载或少记载生产队的情况,致使生产队重要内容遗漏,主要经济数据缺失,不能反映村内主要事件和历史进程,也必然会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上海村志编纂要以《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为指导,要详区县志所略,记载重大事件、保存经济资料、记录城镇化进程,处理好生产队和自然村、村民小组、村办企业的关系,为历史留下更多的农村社会最基层资料。

亦谈《醒梦骈言》与吴方言——兼论蒲松龄不可能是该书作者

《醒梦骈言》使用了大量的吴语特征词,这些词语反映的是吴地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吴地语音,至今还属吴语常用词。中华版、燕山版排印本有十多处径改,改掉的都是吴语词、吴音字。该书作者应是吴地苏南人,或在苏南地区有长期生活经历的人,他的母语是吴语。

与甘振波先生商榷《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

从甘振波先生的商榷意见可看出,作者对《金瓶梅词话》中的语言材料不熟悉,如对多次出现的"临期"毫无所知,错误地认为明代已有铰链等,故文章缺乏基本说服力。

上海旧志中的方言词汇考察及价值初探——以“松江府卷”“松江县卷”为例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也是沪(吴)语研究资料库,本文选择丛书所记载的方言词汇为研究入口。丛书中可供方言词汇研究的材料有三类:列目材料、未列目材料、散记在其他卷目中的材料。前二者是方言词汇研究直接资料,后者是间接资料。志书载录到的方言词汇,几乎包括所有词类,都同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间习俗密切相关,无一不渗透着强烈的农耕社会特色和沪地、苏南地域特色,且“所载录的词汇和其他语言现象大多沿用至现代”。对其收集、汇编、整理,展开研究,在探讨方言历史演变、方言地理分布等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乃至可推动汉语方言史研究进程。发掘方志资料,推进方言研究,任重道远。

从随写俗体字谈村镇志书写规范——以闵行区两部村镇志为例

上海民间有大量自造的俗写"简体字",如把村宅地名中的"家、塘",随手写成"介、圹",于是"王家塘"变成"王介圹"等。由于各种原因,上海的村镇志书中也出现了这种书写错误,这既不符合历史记载,也不符合汉语用字规范。一部完整、规范的当代地方志书,除了观点准确、内容真实等外,文字书写规范是最基本的要求。

试析家庭成份在地方志中的记载和缺失——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和21部乡镇村志为例

农村划定各家庭阶级成份先后进行了两次:1951年土地改革时首次划定,1964年“大四清”中重新划分。1979年废除,实行近30年。涉及每户家庭、每个成员的政事,理应是地方志重点记叙内容。但在上海首轮10部县志和21部乡镇村志(其中6部是2000年后修纂的)中,或记载,或不记载,尤其“大四清”,大部分县志没有记载。即使有记载,内容也很不完整。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1950年代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铲除封建土地制度的一场社会革命，是当年的头等大事。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

记录:方言传承的重要方式--以《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莘庄方言》为例

方言的传承越来越受到重视。传承方言有多种途径,记录是方式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至今还在使用的传统方言词语,在方言词典里屡屡缺位;有记录的,也经常碰到释义不准甚至完全错误的例子。方言词典的编纂要重视突出农耕社会特色。凡方言,不管是市区的,还是近郊、远郊的,都有传承的需要,记录的必要。那些土味很浓的方言,可能就含有古音,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

“滚”出来的美味

每逢端午节,我就开始怀念过去老宅柴灶上“滚”出来的粽子味道。柴灶上的粽子,经过“滚”,猪肉馅上的油肉全部烊掉,熔化到粽子的角角落落,熟透了的鲜肉味道自然跟着渗透到粽子全身上下。而糯米呢,连粽子最中间的那部分,也完全膨胀后黏成一团,并紧紧裹住里面的馅头,撕开粽箬,一股香味不“滚”出来也难。

我收藏的方言旧书

吴语文学，在历史上一直枝繁叶茂。 这些作品有的本来就是吴地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天生有大量的方言语词。有的作者虽不是吴地人，但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吴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又同吴地有关，其语言或多或少和吴语搭界就不奇怪了。我因有极为长期的农村底层生活经历，故对上海西南（原松江府）的方言土语十分熟悉，并长期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