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监督的结合

浙江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监督相结合,既体现了纪检监察工作的创新,也是对“枫桥经验”的丰富和发展。基层监督所面临的工作量激增、监督力量空虚、监督效能不高的“痛点”需要破解,这也是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破解,这证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监督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监督具有共通性,即都以群众路线作为基础,以“以人为本”作为目的,以源头治理作为重点,以综合治理作为手段,这从法理基础上证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监督的结合。未来应当积极构建“枫桥式”基层监督新格局。

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论答复法律询问的效力——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机构属性

答复法律询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立法后职能之一,其依据是《立法法》第55条。答复理论与实践中始终存在法律性质与效力的争论,有效说、无效说和应用解释说三种观点交织,制度的未来走向不甚明朗。答复的法律性质与效力受法工委辅助性机构属性所限制。备案不能证成答复的法律效力,其也不属于应用解释。答复制度可视作是对常委会立法解释工作滞后和备案监督机制未激活的一种体制内回应,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目前"有分无名",但应防止其超越创设之目的,成为破坏法律体系权威性和统一性的"木马"。"无名无分"和"有名有分"的两种改革方案,都有赖于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法工委的组织和工作制度的进一步理顺。

“封杀”吸毒艺人的合宪性审查研究

本文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吸毒艺人"封杀"即限制其劳动权的具体事例切入,研究限制吸毒者权利的合宪性。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内容的确定需要衡量,不应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规定,需要用法律保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等技术性要件来审查。"封杀令"不但形式上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内容上超出行政权范围随意处罚,违反我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的禁止性规范。比较我国对吸毒者的职业准入或禁止的法律规范现状,让吸毒艺人彻底退出行业这种限制措施不够合理且过于严厉,法律规范不应对艺人赋予过高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封杀令"本身规定不周延,不符合比例原则,违反正当程序,以间接的、非法治方式针对艺人,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缺少必要的法律救济。

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以西北政法大学宪法学教学改革为例

西北政法大学宪法学教学内容基本涵盖司考大纲的知识点,但是教学重点与司考命题重点存在不同。以司法考试新政策的出台为背景,宪法学教学应以规范与实践为重心,进一步整合完善宪法学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环节和考核方式的完善与改革,从而建立起司法考试和宪法学教学的良性互动关系。

惩罚吸毒的根据——《禁毒法》(草案)引发的思考

国内法学界目前在对吸毒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上有三种观点相持不下,焦点是吸毒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或者说是吸毒的合法化与非法化的问题。是否将吸毒犯罪化,涉及吸毒者是否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对象以及应当受什么惩罚等问题。关于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论证,既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路,又有强调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国家—社群主义两种立场。前者注重吸毒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后者则关注公民反毒意识的形成。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

陕西省青少年吸毒违法问题调查

重视毒品预防教育在整个禁毒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从青少年抓起、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防范抓起,是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禁毒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灋”义研究的中国语境——《“灋”义》及相关论著述评

当代学者对古代“灋”字含义的研究,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不断批判和继承,并且添加新诠释,进行新论证的过程。蔡枢衡提出了对《说文解字》的质疑,胡大展、武树臣、张永和先后给出了既不同于《说文解字》,也不同于蔡枢衡的新解读。当代学者在论证方法上的贡献是,一方面追求多种论证角度和多重证据,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小心求证”。研究价值问题上的失语和“古今”语言沟通问题上的随意是研究的缺憾之处。针对前者,要重视对“灋”字的价值阐释,并对理论预设进行反思。针对后者,研究者要站在古今融合论的立场,对语言表述和研究方法保持一种反省。

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机制的地方实践及完善路径分析

北京、浙江、四川、陕西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对以上四省市的考察,完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综合处理机制应做到:在治理主体方面,提升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对乡镇、街道办事处赋权,将同级治理主体集中,并动员人民群众评价和参与;在治理手段方面,提高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在制度供给方面,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工作。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学术史和方法论述评——兼论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从学术史角度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伴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和97《刑法》的颁布相继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实现了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当下正在从犯罪学研究到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之中。从方法论角度,逐渐形成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史学研究、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研究等四种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挖掘的热点。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前提是对毒品问题复杂性的判断,把毒品(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才能全面反思、理解毒品政策的正当性。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判断是摒弃“运动式治理”思维的基础,这种判断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当时知识人曾从法律本位、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禁毒的步骤、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禁毒中法律权威性和吸毒者矫治等角度广泛讨论毒品问题,前人对毒品犯罪的这种问题意识值得我们重视。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法律关系论要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基础主要是行政法律规范,兼及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和内部规范等。国家科研项目中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国家机关与科研人员的法律关系,国家机关与科研人员所在单位的法律关系,科研人员与其所在单位的法律关系,各国家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各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等五种类型。以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以及科技部的三部规范性文件为样本,研究其所设定的法律关系,可以发现其各自特点与不足。并由此发现未来立法发展的三条道路,以及现有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及其“蝴蝶效应”

我国劳教改革的立法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涉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中央停止劳教既是法律决策也是政治抉择,是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反映了政治家的法治思维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回应。劳教改革未来可望形成推进我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增加司法机关工作量,推动司法改革进程,有利于建立统一和规范的有关社会管理处罚、制裁的法律体系等值得期待的"蝴蝶效应",但要警惕换汤不换药的权宜之计做法。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

据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在1940至1947年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宪政与民主的话语具有时效性、背离性和场域性三大基本变化规律。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毛泽东洞见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论断。在近代中国,宪政与民主要完成制度设置与价值关怀的双重社会功能。在人民主权确立以后,重要的是政体的建设。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难题是在价值上重塑新文化,在实践中强化政治家责任。

陕西未成年人安全状况调查报告

通过对6-18岁未成年人的安全感、校园安全、社会安全、家庭安全、安全教育等进行调查后发现:未成年人社会支持形式单一且集中,受挫应对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安全感整体较差;校园安全重人防轻技防,公共场所和财产管理问题比较突出,校园欺凌现象有所缓解,但教师对学生体罚还存在;交通安全问题较为严重,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亟待改善;监护人监护责任缺失造成家庭中意外风险上升;安全教育形式单一,效果不佳,禁毒教育和性教育缺失。建议切实加强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完善未成年人的家庭、社会保护。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的优化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在主体上涉及党委和纪委、上下级企业纪委之间的领导关系,监督的重点是"关键少数"。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归纳为预防、日常监督、责任、办案、协调等机制。制约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企业廉政风险防控能力、职工民主监督的力度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程度等。因此,为进一步优化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保证国企持续稳定发展,应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以效能监察为重要抓手推进监督执纪落地,加强民主监督提升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

论立法语言的语体特点

从语体意义上而言,立法语言是专业性与通俗性、准确性与模糊性两对矛盾的统一体。法律术语来源于日常用语,并有其长期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立法语言的通俗化努力值得提倡,但通俗化以不损及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为前提。准确性的要求是明确、统一、逻辑严谨、中性庄重、简明凝炼。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从法律调整的类型化方式来看,立法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模糊性立法语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有多种类型。在接受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前提下,要重视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法律解释。

我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演进(1949-1998)

我国禁毒立法秉承了自晚清以来三次禁毒运动的成果,并且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禁毒的立法实践为历史渊源。1949年至1978年间,禁毒立法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为主要法律形式,以各大行政区的立法为重心。1979年至1998年间,以"严打"为政策导向,逐渐建立了以刑法为主、行政法与地方立法为辅的禁毒立法体系,主要法律形式有刑事法律、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两高"司法文件、批准、签署的反毒国际公约和条约、地方性立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等。1998年以后,禁毒政策和立法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的毒品问题及其治理

该文研究了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对烟毒实施治理的措施和对策 ,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

重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对陕西省青少年特别是重点青少年社会教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教育机构以公办为主,分文化、文博、广电(传媒)、其他、特殊教育矫治五类。民办机构以基础教育阶段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为主。省政府、各地市和共青团三个渠道对社会教育的经费投入都不理想。同时,社会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很多法律问题。从青少年角度,对其道德、法律知识、社会常识、谋生技能四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以普通青少年同重点青少年对比,分析两者在认知评价、教育需求、参加校外活动、新媒体影响等四个方面的异同。建议发挥社会教育在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把社会教育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干预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并改善其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