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赋能乡村治理的脱嵌形态及其重塑机制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有序推进,数字平台逐步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载体。从数字平台建设与乡村治理如何有效衔接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当前数字平台建设普遍存在脱嵌于乡村治理的困境,这其中呈现的脱嵌形态表现为“制造”数字、“制造”事件、“制造”流程以及“制造”绩效等方面。数字平台脱嵌形态的出现,主要是受到各级政府政绩打造与晋升竞争、条线部门间利益矛盾冲突、政府强势主导与社会参与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并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包括加重基层干部数字负担、削弱数字平台统合能力、加大基层政府财政压力、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平台普遍闲置等诸多意外后果。对数字平台建设脱嵌于乡村治理实践的具体表现、生成机制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全面考察,可为进一步反思数字平台难以赋能乡村治理的问题提供系统的客观经验支撑与分析切入口,并有助于探讨如何重塑数字平台建设路径以提升数字平台赋能乡村治理功效的问题。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生成机制——基于宁波H村的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考察浙江省宁波市H村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发现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陷入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数字建设形式主义严重、数字技术碎片化和数字技术建设重复性明显、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度低等问题。以“制度—技术—行动”为分析框架,制度偏移、技术有限及行动背离是其生成机制。为打破治理瓶颈,首先要扭转治理思维,减少行政体制的约束;其次要破除技术神话,避免数字乡村建设过密化,从而使数字治理回归社会本身,回应农民的现实需求;最后,要协调多元行动主体,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于2020年9月26-27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这次论坛主要围绕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交流以期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服务权能与农民合作社综合化发展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有效途径,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考察一些地方农民合作社二十多年来服务功能拓展的动态历程可以发现,合作社需要兼顾地方政府和服务对象的双重服务目标。结合中国党政体制下以服务为导向的治理特性,提出服务权能的分析概念,似可解释当前合作社迈向综合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可行路径。农民合作社的服务权能包括权利和能力两个向度:服务权利是指组织具备的向社员提供某种服务的资格,服务能力则意指组织拥有的满足服务对象多元需求的能力。地方政府的风险评估、组织信任则是影响组织服务权利获取和服务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此两大因素的影响使得组织服务权利与服务能力处于动态调整。只有在服务能力与服务权利相匹配的情况下,合作社才能稳定地迈向综合化发展。

复合合约: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

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合约治理的分析,本文建构了复合合约的理论框架,以解读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返乡资本实现稳定发展经历了“适应-改造”的探索阶段。在初入乡村时期,返乡资本面临着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适应性调适问题,市场性合约与多重社会性合约之间存在明显张力。通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获取与整合,返乡资本得以“改造”复合合约治理框架,即扩大多重社会性合约的影响范围和进一步引进市场性合约,推动两类合约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匹配与融合,将其与多元主体间模糊、复杂的互动关系明晰化、简单化,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保障。

县域统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经验的分析

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县域政府的作为对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转型升级历程中县域政府行为的考察,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视角提出县域统合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县域政府通过党政统合建立中心工作机制,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在项目统合下,县域政府通过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吸引农户广泛参与,完善了乡村产业市场结构;在党政领导和项目资源保障下,乡村产业市场发展中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统合的社会效应,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稳定的社会组织基础。党政统合、项目统合、主体统合构成了县域层面统合治理的重要维度,三者层层推进,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政社互动下基层社会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应对策略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县乡村三级多元主体互动中,政社共谋造成了伪创新现象。县乡两级政府迫于“印象政绩”打造和考核竞争压力而进行合谋,使伪创新工作在行政体制内获得总体合法性认证;基层政府在乡村亮点打造中通过项目资源分配、荣誉称号赋予等手段展开利益置换,争取乡村社会中村干部、能人以及普通村民的支持,为伪创新建构了情境合法性。政绩竞争下基层政府对社会治理创新的高追求与空巢化乡村社会的弱治理需求的错位、不完善的考核体系之下的低政治风险以及经验创新悬置于基层社会的弱利益关联构成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伪创新,应当调整考核体系,建立创新监督平台和科学的评估模式,并强化村民自治功能,激活群众主体性。

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村自发城镇化实践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统合治理: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分析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乡村市场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通道,也会诱发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陷入两败俱伤式的效率损失困局。党支部拥有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权等治理资源,具备统筹协调地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潜力。陕西Y村党支部通过股权改革构建“你中有我”式的市场利益共同体,推动农民共享市场收益促进共同富裕;通过再造新集体组织、塑造新集体观念,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柔韧的社会基础。党支部和集体经济是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统合治理机制突破市场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拓展了乡村市场化议题的研究视野。

砂糖桔为何变成了“伤心桔”

谷贱伤农的现象一次次重现,农民依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有多难。广西种植有700多万亩砂糖桔,是我国各省中砂糖桔种植面积最大。桂林地区砂糖桔种植面积达到了200多万亩。今年春节,与一名村民聊到桂林的砂糖桔产业时,他说:“现在种砂糖桔根本挣不到钱,大家都开玩笑说,砂糖桔已经从‘金钱桔’变成了‘伤心桔’。”砂糖桔之前的主产区在广东。因为连续几年出现低价,广东有果农对果园放弃管理,那些弃管的果树得了黄龙病,一旦出现此病之后该果园就不能再种植柑橘,而且黄龙病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因此,在2012年前后,广东砂糖桔产业陆陆续续转移到了具有相似气候及土壤条件的广西。

一场无疾而终的乡村旅游开发

2016年,乡政府干部向村民承诺,"只要村民们愿意前期自主投入50万元来打造花卉观赏园,乡政府就愿意将2000万元的项目配套资金给村里,支持村里发展乡村旅游"。听说政府要配套2000万元的项目资金,整个村庄沸腾了。村民先行动了起来为了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在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村花卉种植合作社以每股5000元募集了42股,总共筹集了2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