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性思想论略

孔子人性思想是沿着历史与现实、古与今(“述而不作”)和天与人、性与命(“性与天道”)的双层致思路线的逻辑性互动展开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在孔子,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内在一致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文明创生途径的特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孔子人性思想当在此宏观视域下进行观照,集中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性与天道”——考察孔子人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那里,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

论塔西佗的史学方法——以史料采撰为中心

基于"惩恶扬善"的撰述旨趣,塔西佗深知揭示事实真相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塔西佗强调史料的广采博收与严格的批判考信,从而旨在厘定"善恶之实"。塔西佗的史料处理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和深厚的史学思想,包括史事设疑和倾向性解释,史料甄别过程中的考证,以及历史的比较分析等。塔西佗的史学方法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某些早先已较为成熟的叙事策略继续获得应用并贯穿于其整个著述实践。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论塔西佗的史学目的——兼论其史学实践的生成背景

塔西佗史学的生成背景是宏富的,史学目的则与其复杂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宽泛的历史意蕴。塔西佗史学创作的目的大致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对暴君、暴政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见证时代的幸福;探究帝制的形成、实质以及国家和民众的救赎之道。

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

鉴于晚近以来希腊史学的现实情势,波利比乌斯以各个阶段代表史家的创作实践为例,通过史评方式详尽考察了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失真"问题。依据"失真"的不同界定、表现和原因,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缺乏军政实践与直观调研,缺乏基本的史识素养,缺乏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波氏就相关论题的批判性探究不仅有助于阐释《历史》写作的题旨、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邦危机背景下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轨迹与发展动向,特别是"求真务实"优良传统的式微。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塔西佗史学叙事结构刍议——兼论其史学视野

塔西佗史学大致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叙事层次。塔西佗主要通过将国内国外、前代后代史事并置载录以及其他相关叙事技巧,构创了相对宏阔的叙事视野。有基于是,诸如比较等叙事方法很大程度上强化并彰显了塔西佗史学视野的道德旨趣。就学术特征、渊源而言,塔西佗编撰思想亦与古代史学观念及其原初发展情态等息息相关。考察塔西佗的相关撰述实践,有助于理会其作为一种编撰体例与叙事结构的史学意义和深刻内涵。

客观公允与爱憎之见——塔西佗历史人物评价初探

基于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塔西佗尝试客观公允评价历史人物,并力求实现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真实"的有机统一。尤其善于通过将道德践履与国家利害并置,从而赋予单纯人物评价以更为凝重的政治伦理意蕴。为了更好厘定历史人事善恶之实,塔西佗将感情爱憎视为深刻影响史家如实直书的制约性因素。出于对帝制的极度反感和偏见,塔西佗有关某些帝制派人物及其相关史事的评价未免失实。

塔西佗史学创作中的暴政问题研究——考察塔西佗史学实践生成背景的一个向度

在塔西佗复杂的一生中,图密善暴政统治对他及其史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作为一个直接的现实性背景因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塔西佗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撰史旨趣;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塔西佗撰史目的及其史学职能,可以窥探这种经历究竟是怎样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

细部的真实——考察塔西佗历史叙事的一个向度

基于"惩恶扬善"的撰史旨趣,塔西佗善于通过对场景、人物等细节性雕凿发掘隐于其间的道德意蕴。在此意义上,诸如此类的深度刻画彰显了塔西佗作为伟大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内涵,有利于全方位多视角展示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及其丰富面相,读者亦可从中体味史家著史意图。塔西佗细节化处涉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渊源。

细部的真实——考察塔西佗历史叙事的一个向度

基于"惩恶扬善"的撰史旨趣,塔西佗善于通过对场景、人物等细节性雕凿发掘隐于其间的道德意蕴。在此意义上,诸如此类的深度刻画彰显了塔西佗作为伟大文学家与史学家的双重内涵,有利于全方位多视角展示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及其丰富面相,读者亦可从中强烈体味史家著史意图。塔西佗细节化处涉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渊源。

孔子人性思想发微——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中心的考察

“性相近 ,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 ,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它既意味着孔子对国民阶级的承认和肯定 ,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孔子的复古立场。孔子极力强调对成仁为人的重要意义 ,认为“习”礼、践礼是人成仁人君子的唯一必由之路。

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

基于实用主义的著史目的,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罗马国族兴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它们作为《历史》叙事渐次展开的理论产物,充分体现了波氏史观构建由浅入深的递嬗脉络。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政体说表面上是理解波氏撰史意旨的主导线索,但其实际地位并非举足轻重;二、心性说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所含"人物史"意向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三、鉴于单纯人事性探究难以有效解释历史,命运观同样不可或缺;四、随着道德史观的孕育生成,波氏论史的悲观宿命色彩大大增强。在上述意义上,综合运用多组史观范畴表明波氏认识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而部分瑕疵、分歧则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性。另外,也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西方古典史学史观领域的某些传承和流变。

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

波利比阿言辞犀利的史学批评,主要针对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史评客观上折射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历史解释围绕人物史展开,编撰方法盛行"从书籍到书籍",叙事表达强调审美趣求。相关认知能为我们深入考察古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提供若干颇具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此外,还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希腊化初期的著史实践具有复杂鲜明的时代内涵,绝非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无足轻重的附庸,也非单纯所谓"衰落"指称可以涵盖。

试论塔西佗的循环史观

作为大境界的社会备忘录,塔西佗的笔下充溢了对现世污秽与糟粕的德性诠释。在道德史观的意义上,塔西佗的历史循环思想兼有退化与进化的双重内涵。就总体而言,塔西佗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最终要在循环往复中趋于没落败亡。塔西佗阴郁消沉的罗马观构筑了其循环史论直接的现实动因。

命运、人性及其他——考察塔西佗道德史观的一个向度

基于道德史观,人性问题历来是许多优秀的西方古典史家揭橥历史因果关系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逻辑致思理路。塔西佗强调来自暴君暴政以及奸佞小人等邪恶势力于个体命运遭际的深刻影响和严重制约,并试图从人性角度剖析当事者自身的种种弱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致命后果。在此意义上,有关人性的论说集中体现了塔西佗对帝国当下腐化堕落现实的道德审视与激进批判。

西方古典史学的身位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进——以古希腊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范型分野为中心

毋庸置疑，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厘清学科自身的递嬗脉络。就中国西方史学研究而言，这不仅是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背景下加强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鉴于西方史学源远流长、史学形态纷繁复杂，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升史学史研究水平。依笔者愚见，相关领域意欲获得实质性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史”的视界考论滥觞阶段许多重大的史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