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出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刑事证据制度的角度来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影响其运行机制。具体而言,该项改革可能触及的诉讼构造、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以及庭审功能的实质化等,都会为刑事证据制度的运行机制带来改革的土壤。然而,这种影响本身也存在不可回避的限度。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诉讼构造、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否会被触及,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能走多远,都存在很多未知数;而关系刑事证据制度运行机制的司法体制问题、诉讼程序问题、司法资源问题等,又超出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能够辐射的范围。以此视角观察,刑事证据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多方面问题。

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从刑讯逼供角度的分析

由于涉及到口供和排除规则这些重要问题,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现在对该规则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刑讯逼供的角度出发,对于排除规则中的几个要素,如“刑讯逼供”的含义、排除模式、“毒树之果”规则、排除后果等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证人不出庭的逻辑演变与课题展望

在我国,证人不出庭、并代之以庭外证言笔录证明案件事实,经过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两重逻辑转变:在立法中,从出庭作证为原则、使用庭外证言笔录为例外,转变为"同等对待"两种方式;在司法中,从两种方式的"同等对待"发展到使用庭外证言笔录为原则、出庭作证为例外。在这种逻辑演变过程中,蕴含着立法、理论基础、诉讼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博弈等多方面原因,它们是下一步的改革课题。

2003年高考语文试题“百家谈”

2003年全国高考已经尘埃落定,新一届高三的师生们又在冲击2004年高考的征途中厉兵秣马。然而,针对已经成为历史的2003年全国卷高考语文试题,许许多多的教师以及其他语文工作者还是给予了太多太多的关注,近一段时间投往编辑部的关于2003年全国卷高考语文试题的几千份稿子便是明证。为了从今年的语文试题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洞察命题者的新思路,分析明年命题的新走向,也为了给来年的高考命题组反应一些广大教师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从大量来稿中撷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分“献疑篇”、“礼赞篇”、“对比篇”、“启示篇”辑录,以飨读者。

2011年高考字音考查点与2012年高考字音题巧妙对策

综观2011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我们发现高考对字音的考查呈现如下特点：第一，一字多音是考查重点一字多音是汉字的一个特色，这一现象丰富了汉字，也给人们茶余饭后留下了话题，更是给高考出题者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理论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往往与庭审实质化问题联系到一起。根据庭审实质化在两者关系中的不同作用,可以梳理出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两种观点。对比、分析两种观点,提出判断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核心要素:法官能否通过法庭审判对侦查、公诉活动进行制约,法院是否享有、行使实质性审判权。通过对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运作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围绕两个核心要素,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图景;在此差异的背后,是审判流于形式、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等更加棘手的问题。这些差异与问题,折射出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复杂性。

侦审关系视野下的侦查制度改革

根据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是否具有预断,审判对侦查能否有效控制和制约为分析标准,侦查和审判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现代刑事司法基本理论推演和比较法考察两个角度来看,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加强审判主体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和控制,在正当性方面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我国的侦审关系呈现出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具有预断性影响,而审判对侦查缺乏基本的控制和制约的现状,由此导致审判活动流于形式、侦查活动处于失控状态、审判主体纠错机能缺失、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侦审关系的视野下,我国目前的侦查制度改革在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以及解决侦审关系面临的理论问题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未来,侦查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贯彻司法最终裁决的要求,并且逐步完善改革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的真实化问题

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存在真实化问题,表现为合法性的审查内容包含真实性的保障措施,合法性裁判以真实性认定为依据,瑕疵电子数据补正规则和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混同,以及以证据真实性补正瑕疵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的真实化问题,会导致电子数据合法性规则的虚化,侦查权力的任意行使与审判权的背书,以及被追诉主体权利保障的落空。究其原因,既有法官对实体真实的追求,也包括法律规则功能的复合性和审查、认定程序的混合性,还有法官对电子数据合法性规则的误读。解决合法性审查的真实化问题,在规则层面需要明确电子数据合法性的审查目的,厘清具有复合性功能法律规则的审查路径,完善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规则和瑕疵电子数据补正规则,构建分层次的电子数据合法性问题专门审查程序;同时,要转变法院片面追求实体真实的观念,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法官对法律规则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基本定位

通过梳理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和案例,可以将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基本定位,概括为企业合规整改的审查主体、企业合规整改成效的确认主体、企业合规考察的组织主体。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已经完成的企业合规整改,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以及有效企业合规整改对于量刑的影响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法院对有效合规整改的成效进行确认,并在具体量刑中予以体现;法院独立组织合规考察程序,或者与人民检察院联合组织合规考察工作,体现出法院的组织主体地位。法院的每一种定位,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存在各自的理论依据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以刑事诉讼为例的分析

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是指电子证据载体的真实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电子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有关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规则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真实性审查规则没有区分三个层面以及明确三个层面之间的审查顺序;对各个层面的审查规则缺乏系统、明确的规定;对不同层面同类问题的规则没有作出区分;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保障措施和审查方式亟需完善。未来相关规则的完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区分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并明确审查顺序;针对不同层面建立系统、明确的审查规则;明确区分针对不同层面同类问题的规则;实现技术措施与程序规则的有效配置与衔接,并确保电子证据在庭审中通过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质证。

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针对事实推定问题的讨论引起学界关注，关于事实推定能否成立的各种观点屡屡见诸期刊、专著。总结目前的讨论，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可以划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认为事实推定不能成立的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本质上是推理，此概念混淆了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界限，它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无法律约束力，

证明困难的解决模式——以毒品犯罪明知为例的分析

从解决毒品犯罪证明困难的规范性文件和案例中,可以抽象出解决证明困难的三种模式: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双降模式。对于解决证明困难来说,这三种方式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有各自的利弊,需要客观分析。相对于现代刑事法中的基本原则,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对证据裁判原则带来了挑战,而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带来了冲击,因此应当客观看待法律中的基本原则。

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

根据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总结,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直接证据为核心的验证模式和完全使用间接证据的体系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与体系模式相比,验证模式在认定案件事实可能达到的证明程度和难易程度上有其优势,但是在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可能性方面存在不足。与自由证明、法定证明、印证证明等理论相比,验证模式和体系模式的提出,推进了现有的刑事证明模式研究,弥补了证明过程和方式的研究空白,完善了刑事证明模式理论体系,为冤假错案出现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论。

证明困难解决体系视野下的刑事推定

变更待证事实方式、严格责任、阶梯型罪名体系都具有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功能,它们与刑事推定一起构成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体系,三种方式的存在为准确定位刑事推定提供了坐标系。通过分析三种方式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有效性、适用范围、正当性,可以初步勾画出刑事推定在解决证明困难体系中的定位。

取保候审的实体化

通过对取保候审适用的对象和条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取保候审的功能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了两次异化,这体现出取保候审实体化的问题。取保候审的实体化具有惩罚化、实体裁判预期化和变相刑罚化的特征。在取保候审实体化的背后,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法依附于刑法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学者们对取保候审提出的改革方案都会面临困境。

准法律推定——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中间领域

在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存在一类准法律推定,它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厅室、省级法院、检察院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某问题发布的座谈会纪要等非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推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准法律推定符合法律推定在结构和效力方面的特征,具有特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一般介于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准法律推定出现的原因有三:我国多元化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体制,更为灵活地应对司法实践中问题的需要,设置准法律推定受到的限制少,程序方面更为方便。从理论角度来说,准法律推定影响着理论上推定的分类,部分影响了从事实推定到法律推定的演进阶段,对于完善推定的规制具指导意义。

王书金案件证据分析

王书金案件中,控辩双方对花衬衣的来源、尸体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王书金供述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根据分析,作为物证的花衬衣未经过鉴真规则的检验;从法医学的角度考察,尸体检验报告中的结论没有充分证据的支持;王书金的供述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从证明模式的角度分析,王书金案件现有证据无法得出确定结论,但是该案中的证据能够对聂树斌案件的判决结论带来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推定论要——以英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为例的分析

推定是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它起到了连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作用。英国的制定法和判例法中规定了非常具有特色的推定,比如在持有新近被盗物品罪中,只要行为人在特定条件下持有被盗物品,就可以推定其构成犯罪。受到英国法律制度影响的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也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推定制度,比如在毒品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认定中加强推定的适用。这些推定对于解决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困难、执行特定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法治的理想与立法的局限 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之综述与反思

一、引言 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对庭审方式作出了较大变革，完善了辩护、强制措施、被害人等制度。 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改革的有限性、新法内部存在的矛盾、诸多举措在实践层面无法实现等.随着近些年来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很多学者和实务界人士认为，只有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才能加以解决；立法机关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于2003年10月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