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小黑麦种质在甘肃中部地区的农艺性状比较

【目的】比较分析甘肃中部地区不同小黑麦种质的农艺性,筛选出在甘肃兰州地区农艺性状较好的小黑麦种质。【方法】分别测定6种参试小黑麦种质,测定小黑麦种质田间形态特征(株高、枝条数、叶片数)和单株地上生物量,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C25株高最高(154.27 cm),但其叶片数较少(57.6个/株),枝条数最少(10.47个/株);藏饲1号株高(143.15 cm)次之,但枝条数较多(11.9个/株),叶片数较多(64个/株),单株地上生物量最高(80.79 g);甘农7号枝条数最多(13.82个/株),但其前期株高增长缓慢;甘农4号分蘖性能优异(12.49个/株),叶片数最多(69.7个/株),但叶片数最少(54个/株)。【结论】藏饲1号小黑麦种质在甘肃中部地区农艺性能较好。

腐败惩罚的边际递减及地区差异:基于腐败金额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年中国法院公布的受贿罪一审判决文书,实证探讨腐败金额对惩罚力度的影响。使用法院对受贿罪的判刑时间作为腐败惩罚力度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发现:腐败金额越多,判刑时间越长,但判刑增加的力度随着腐败金额的增加而减少,惩罚力度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同时,惩罚力度还呈现出地区差异,当腐败金额不断增加时,判刑增加的力度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减少,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判决更轻,但惩罚没有显著的城乡差异。要降低惩罚的边际递减影响,需提高惩罚概率、丰富惩罚类型、适度降低腐败金额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联。

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亲”上加“清”

基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数据,分别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完备度和企业行贿等方面分析了政商关系的"亲""清"现状,实证检验了哪些"亲"环境的打造更利于"清"关系的建立。研究发现,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环境等"亲"环境因素会对"清"关系产生影响,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备度对"清"关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产权保护对政商关系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融资环境,再次为市场准入。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软性制度已成为影响政商关系是否清廉、市场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有序的重要因素。

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老字号企业要远比一般企业具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价值,其深入人心的百年商标、独特工艺或配方的专有技术等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运用其知识产权的价值来激活老字号要远比重建一个企业品牌容易的多。然而,老字号的知识产权管理状况却不容乐观。文章以太原老字号为例,从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出发,分析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山西省1985—2011年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发明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实用新型专利其次,外观设计专利最小。

“小产权房”交易火热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从市场上"小产权房"交易火热这一现象谈起,分析了"小产权房"交易是供需双方共同利益驱动的结果。其交易火热的直接原因在于"小产权房"的低价,而深层原因则在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为此,不合法"小产权房"交易的遏制应从供需双方同时进行:一方面,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保障城市居民住房;另一方面,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通过土地渠道让农民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缩小城乡差距。

地方政府在太原老字号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本文从太原老字号发展谈起,分析了政府在老字号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政府需要对老字号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将老字号保护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发展具有老字号传统特色的旅游业,同时加强对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促进老字号企业的快速发展。

从“小产权房”交易谈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本文从市场上"小产权房"交易持续升温这一现象谈起,分析了"小产权房"交易不断升温的根源在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为此,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归还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给予农民对土地的自主使用和经营权,允许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进行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真正为农民完全享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小产权房"的交易。

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落后的原因及对策

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成为国与国之间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知识产权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水平还比较落后,定位仍存在一定的误区,教学针对性不强,师资力量严重匮乏。为此,应在转变教育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教育。

论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以山西省财政为例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表达地方政府的"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总量、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收入产业来源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要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需加强税源建设,发展地方经济,优化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

股东创业成本最小化与债权人利益的虚假保护——公司资本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一般认为公司资本制度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有效落实公司业务展开所需要的基础资本,二是借助公司注册资本保护债权人利益,但是世界范围内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却体现出逐渐放弃债权人保护功能的趋势。这个趋势背后的经济逻辑表明,债权人保护只是公司资本制度的虚假功能,追求股东创业成本最小化是其惟一的核心功能。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基层管理队伍建设研究

当前,高校基层管理队伍存在总体素质提升,成就动机较高;政策了解不同,工作认同较高;职业发展受限,倦怠现象突出;个人成长不足,后续发展乏力的现象。建设优质高校基层管理队伍要深化服务意识,承接服务功能;加强制度建设,优化人员配置;强化业务培训,增强服务能力;健全激励机制,提升工作效能;畅通发展渠道,激发工作热情,进而更好地承接高校“放管服”改革。

猫尾草新品系的抗旱性研究

以猫尾草(Phleum pratense)新品系(T)为试验材料,川西猫尾草(Phleum pratense‘Chuanxi’)和岷山猫尾草(Phleum pretense‘Minshan’)为对照,采用人工控制干旱胁迫鉴定法,研究不同胁迫天数(7、14、21、35、49和63d)猫尾草新品系可溶性糖、叶绿素及丙二醛含量和猫尾草新品系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差异,以评价猫尾草新品系(T)的抗旱性强弱。结果表明:干旱胁迫天数间,叶绿素及丙二醛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在第35d时猫尾草新品系(T)的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两个对照;平均丙二醛含量在第49d时达到最高;平均叶绿素含量在第63d时达到最高;3种酶活性均在干旱胁迫第35d时达最高。猫尾草新品系(T)和对照与胁迫天数的交互结果表明,猫尾草新品系(T)的丙二醛含量随干旱天数持续升高,3种酶活性均强于两个对照,说明其抗旱性最佳。用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表明:猫尾草新品系(T)的抗旱性高于川西猫尾草和岷山猫尾草。

小黑麦种质在兰州地区的种子产量及构成因素分析

以甘肃农业大学培育的5个小黑麦种质(C6、C10、C16、C23、C25)和引自乌克兰的3个小黑麦种质(W33、W34、W35)为试验材料,通过研究不同种质间种子产量以及产量构成因素(株高、有效穗数、小穗数、穗粒数、穗粒重、千粒重)的差异,以筛选种子产量较高的种质,并探寻影响小黑麦种质种子产量的因素,为饲料型小黑麦新品种培育奠定基础。结果表明:8个小黑麦种质中,C6的种子产量最高(7 368 kg/hm~2);种子产量构成因素中,C25的株高最高(157.05 cm),C23的有效穗数最多(12.44个/株),W35的小穗数最多(34.75个/穗),C6的穗粒重最大(23.66 g),W33的千粒重最大(58.62 g)。相关分析表明,穗粒重对小黑麦种质种子产量的贡献最大,有效穗数次之,在饲料型小黑麦育种中应优先考虑穗粒重,以获得较高种子产量。综合评价表明,小黑麦种质C6由于穗粒重较大,种子产量最高,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数学知识在实际决策中的应用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过严密系统的数学论证 ,分析和解决确立型、风险型、非确定型三类决策问题 ,为决策部门提供最优方案 ,促进管理科学的发展。

关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工作定位问题的几点思考

职业介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共就业服务的内容之一。随着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入,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正在深度整合,在新的形势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业介绍工作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新需求。我国的职业介绍是在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初期,被纳入到公共服务体系,而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由于劳动力市场没有经历自发形成的过程,使得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必须积极参与市场机制的健全完善,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也有条件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更加高效便捷的交流平台,提供更加开放的公共服务,从这些角度分析,本文认为新形势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业介绍工作应当重新定位为:健全市场就业机制的承载者,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沟通平台的搭建者和公益性职业介绍服务的提供者。

村干部双重身份的腐败惩罚差异

村干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具有作为村“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行使 村民自治权,具有作为村“代理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基于 2014~2016 年村干部腐败案 件的裁判文书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双重身份对腐败惩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身份村干部 的腐败均具有数额小、侵占公共财物为主的特征,但惩罚力度却完全不同。无论是监禁刑还是财产刑, “代理人”身份的腐败惩罚力度都明显低于“官”身份的惩罚力度,并且村支书与村主任的职务身份 差异对腐败惩罚的影响不明显,同时村“官”身份的村干部受到了比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更严厉的惩罚。 同一群体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不同水平的腐败惩罚不利于乡村的健康发展,应逐渐统一。

中国企业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

本文首次使用微观数据探讨中国企业腐败的决定因素,通过对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及自身特征的差异与企业的腐败水平有着显著的关系。从宏观环境来看,企业面临的许可越多,被掠夺程度越严重,从政府获得的资源与市场越多,企业的腐败水平越高。从企业自身特征来看,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腐败,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腐败,固定资产净值低的比高的更容易腐败。

刑期与财产双重约束下的腐败惩罚——2015年刑法修改的实证分析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罪做出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这一调整势必在腐败惩罚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2014—2016年的贪污罪和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文章实证分析了刑法修改对腐败惩罚的影响。分别使用监禁刑和财产刑来衡量对腐败的惩罚,我们发现,刑法修改使监禁时间大幅减少,而财产刑大幅增加,腐败惩罚形成了刑期与财产的双重约束。其中,监禁方式的惩罚依然存在惩罚的边际递减现象,但与刑法修改前相比已明显缓解;财产刑方式的惩罚则具有惩罚边际递增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监禁惩罚方式的不足,但罚金与没收财产在财产刑中的定位尚不明确。应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罪中的财产刑规定,丰富腐败的惩罚方式,大大提高惩罚威慑力。

腐败惩罚的边际递减及地区差异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大量的腐败官员尤其是高级别的腐败官员纷纷落马，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