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语翻译的《法华经》

依据西夏文《法华经》,对西夏语的语法、文体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西夏语是以党项(弥)族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西夏文体分单纯文体和复杂文体,而《法华经》是后者的代表。《法华经》是12世纪中期的译本,它是汉译本的忠实翻译,但不是直译,而是在深刻理解原意的基础上的意译。《法华经》的译语可暂时作为标准体之一。

西夏文字的分析

本文介绍了西夏文字创立的经过,分析了西夏文字的基本构造。

西夏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西夏时期的《文海宝韵》和《文海杂类》,是模仿《广韵》(1007年)编写出来的。西夏文同样也是模拟汉字的特点创造出来的。西夏建国以后以西夏书面语代替了汉语书面语。西夏书面语是以西夏主要成员的弥(党项)族方言为基础创造出来的,通过汉文典籍和佛典的翻译工作,西夏书面语从仿照汉语模式逐步演变为一种精制的模式,这表现在西夏文《法华经》中出现的弥族方言典型的日常用语的语法现象,如接头词一、二+动词形态,A、B+人称代名词。《同音》代表了西夏书面语的正确写法,但佛典中又常常出现违反这些语法规则的现象。为了正确理解佛典,复原西夏语的正确模式是很必要的。

西夏语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文介绍了西夏文字及《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及研究概况,指出了中国学者罗福苌、罗福成、王静如对西夏语研究的情况,特别提出了Nevsky(聂历山)对西夏语研究的贡献。

概观西夏语语法的研究

本文依次介绍了Morisse、Ivanov、laufer、罗福苌、聂历山等人在西夏语法研究方面的贡献,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对西夏语法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藏语声调的发展

就探讨古藏语语音面貌而论,藏语书面语(或文语)形式大部分完全有资格代替普通的早期藏语形式(Common earily Tibetan)。因此在藏语语音史和建立古藏语形式中最重要的问题将是把书面藏语形式看做代表普通的早期藏语的语音形式。而另一方面,关于古藏语形态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这是不可能单单籍助于书面藏语所能解决的。

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诸问题

一黑水城出土西夏语佛典的意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语佛典,不仅对西夏语研究者,就是对佛学专家而言,也是蕴藏着大量未知文献的没有打开的宝库。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和禅典研究而言,更是成为不负我们所望的极好的研究对象。一见即知,这种情况和敦煌出土的藏语佛典十分相似,但是,虽说同样是出土资料,而在根本问题上还有些差异。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

今天,我从一般文字学的角度,就契丹文字的性质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大家参考。在读解契丹文字的工作中,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准确的对译文本。因为没有译成契丹语的佛典(至少没有残存本),所以我们不能编纂出以汉译佛典为媒介的对译文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契丹小字在契丹人、女真人(也许有汉人?)中间通用了近300年之久。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契丹文字的规则是更为容易懂的东西。

西夏文字新考

西夏字是模仿汉字创造的表意文字。我认为二者有大致相同的特点。至于不同点大要有以下几点：

西夏文字的特性——对其文字结构的新探索

1. 新文字文化圈的诞生和西夏文字遗产 十一世纪之初北宋年间，在汉字文化圈的西北隅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文字文化圈，这就是西夏文字文化圈。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已在1032年创造了体现本国文化象征的国字，于1036年颁布推行。创造国字可谓显示了这一新兴王国朝气蓬勃的宏伟壮举。

藏语和西夏语研究点滴

语言的分布和交流,与某一民族控制某一地方时间的长短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从汉代设置以来一直到唐代,都是在汉族的控制之下。但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后,于781年被藏族夺去连续控制了七十年左右,九世纪中叶又回到汉族的归义军手中;后来到十一世纪初,又经历了一段被西夏征服的历史。因而,仅就元朝以前的时代来看,在敦煌地方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汉语、藏语、西夏语,此外还有非常邻近的回鹘语。该地区各个时代通行的这些语言和分布在天山南路北路或者更西一点的各种语言的交流情况,成为一个很有兴趣的研究对象。